“越是研究中国哲学，越要多了解外国哲学”
汤用彤在学术领域独辟蹊径，成就斐然，源于他在跨文化对话背景下对文化双向选择中的中国文化建设路径问题的独特思考。近代以来，文化建设路径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知识界。面对中西文化的危机，作为学衡派核心人物的汤用彤藉其广博学识，抓住了外来文化的本土化这一关键问题。“昌明国故，融会新知”的思想是20世纪文化纷争的产物，是汤用彤解决上述问题的理路，也是他进行外来文化中国化研究的指针，贯穿于毕生的学术研究。这一思想不仅反映了他的哲学文化观，而且还是他首创的治学方法，突破了古今中西之争长期纠缠的体用框架而独树一帜。如果说汤用彤的儒学、道教和玄学研究是就中国思想自身发展方面立论的，即“昌明国故”，那么其佛教和西学研究则意在探索外来文化中国化的过程，即“融会新知”。这实际就是中外文化双向交流与选择的过程。
中国文化在遭遇外来文化时才更清楚地显示出自己的特征。因此，汤用彤特别强调：“越是研究中国哲学，越要多了解外国哲学。”他开设中西印课程40余门，主要是为加强学生的哲学思维训练，使其知晓研究中国哲学必须对外国哲学有深刻理解，了解外国哲学特有的概念、范畴和推论方法。如是才能将中国哲学的研究置于更为广阔的背景之下，找到新的角度，达到新的高度和深度。讲授这些课程，为他的外来文化中国化研究奠定了广博深厚的基础。厚积薄发，自然不同凡响，故其著述虽多专论，但读之如饮醇醪，回味悠长，总会得到文字之外的启益。
仅在中国文化的视野里很难把握自身真面目，只在西方文化视野下也难深入国学。汤用彤把中西文化都放在更宏阔的世界文化的视野中去比较，既能入乎其中，又能超出其外，以作为“他者”的西学为参照物来反观自身，努力凸显中国文化自身的特点。这也说明在中国路径的探索上，既不能照搬西方模式，也不能全按传统模式，而应是确立中国文化主体性的综合创新。在汤用彤开辟的研究框架基础上，学界从不同角度继续深究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的特质，中国文化建设的自觉性和独立性日渐显扬。这说明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入，学界对凸显中国思想自身特质的时代意义有了越来越充分的认识。
汤用彤关注的西学领域极为广泛，几乎涉及了整个西方哲学通史及其前沿领域。他从西方哲学不同学派切入，以历史比较方法叙述哲学各流派的基本特征、源流，着眼于探索中西哲学文化的双向诠释和会通，并提出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他认为中西文化异中有同，同中有异；不能因为两种文化的表面相同而强求一致，也不能因为存在差异而加以排斥，而应不囿于名相，寻求相通之处。这种“明其大异进而求其大同”（赵敦华语）的比较研究其实是中外学问的会通。由是，他既注意文化现象的普遍性，又注意其特殊性，坚持共性与个性的相互统一。他的著作、授课及治校方针都体现了上述精神。
汤用彤引介西学，首重其与中国传统精神相契合之处。因为他坚信真正属于真善美者必然超越东西方界限，而含有永恒的价值。汤用彤主张应当透过中西特殊历史文化的表象，来寻求具有普遍性、永久性的现代精神。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认为西方文化不但不违背民族文化传统，反而会促进中国文化的发展。可见他不仅将西学作为一种客观知识介绍给国人，而且用西方的方法解析国学，并将西学精义化入国学，从而建立起独树一帜的文化理念，为现代中国哲学文化的重构做出杰出贡献。
汤用彤注重参考西学的成就，但又强调世界不同的文化，特质各异，相互理解殊为不易，切不可轻率比附，更不能用一种文化为标准来评判其他文化：“国情不同，民性各别，了解已甚艰，传译尤匪易。固有名辞（或西洋哲学译名）多不适用，且每易援引泰西哲学妄相比附，遂更淆乱失真。”这里明确批评了不加深究，盲目套用西学范畴，抹煞本土思想固有特点的错误做法。汤用彤主张在学习外来文化要从国情出发，扬长补短，在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整合中探寻发展之路，避免了激进与保守的偏颇，臻于平和公允的圆融境界。汤用彤的文化观追求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是具有深远前瞻性的正确洞察。他融铸古今中外的学术成果、治学方法和精神，都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赵建永（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流动站；天津社科院哲学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