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宁波羽戈
叶匡政先生批评当下的时评“正在成为一种脑残文体”（11月20日《南方周末》），言辞犀利，颇令人深省。
但他患了一个以偏概全的谬误，他所视为抨击对象的那一类时评，并不是当下时评界的主流，亦无升级为主流的趋向。他仅仅抓住了一根生病的树枝，就想把整棵大树连根斩断。如果叶先生此文可以归属于“时评”的话，那么不妨先作为一种自我批评，再来扮演指向他者的投枪。
但我仍然要感谢叶先生。至少他提出了一个真问题，他开出的答案之偏颇和哗众取宠足以让人们警醒：时评界的现状距离我们的期望值有多大的差距？时评应该是蔷薇花，是投枪，还是网络时代的喷火器？徘徊于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言说空间，时评者应该坚守什么样的职业伦理？说到底，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时评？
我只能根据一己之见展开我的设想。首先，时评是一种公共话语，立论与论证的公共性，而非私人性，决定了它的生命力和价值。这决不是说，时评写作不允许渗入私人色彩，没有哪个时评者能遵守完全的“价值中立”，因为它本就不存在于人世。但时评者不能让个体的倾向性压倒对公义的追逐，更不必把自己悬挂于孤绝的位置，高喊“虽千万人吾往矣”。时评者可以为自己的独立意见抗拒千万人的唾沫，但你的独立意见亦是以千万人的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公共性是时评的根基，一旦私人性高于公共性，时评就不是时评，而是广场政治的抒情散文。
时评的使命，不在于解决问题，能提出问题，把被遮蔽的问题全面呈现出来，时评者就可以收工回家睡觉。当然，能给出具备可行性的解决方案属于锦上添花，加十分，鼓励一下，但不计入考核成绩。时评者是社会的牛虻，他的笔只管叮人，让你从疲惫和倦怠的梦中猛然惊醒，让腐烂的伤口突破重重黑幕的围攻而令世人触目惊心。他只需要把黑屋子推倒，接下来的出路在哪里，你必须自我选择。时评需要指引性，甚至说需要理性和建设性，但建设性不等于建设，扎地基、开药方不是他的工作。时评的核心就是批评，换个更恶劣的词，捣乱。如果你读罢某篇时评，忽然感到前程漫漫，拔剑四顾心茫然，陷入无可名状的虚无，你可以找心理医生，可以找政府，却不必找没有给你提供出路的时评者，他们没有一丝责任。
对时评而言，问题不仅高于答案，还高于主义，独立性与政治口号里的“稳定”一样，要敢于压倒一切，包括你的出身、阶层、团体归属感和信仰。也许是传统污染所致，中国的时评者———哪怕是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胡适———很喜欢谈主义，孰不知主义话语既容易让你丧失思想的独立性，亦可能掩蔽问题的真相。如果说时评是一根针，主义就是一根棍子，它们应该泾渭分明，永不相撞。
若允许我给当下的时评界提一点小小的要求，那就是尽量少一些道德批判。拿最近的百度竞价排名之纷争来说，竞价排名虽然有亏于商业伦理，但作为一种盈利手段仍有其正当性。如果要予以制裁，法律之剑应为第一；如果法律不幸缺位，除了呼吁立法，我宁可后退一米，保持缄默。付诸道德批判，令百度取消竞价排名，无疑是用大炮打蚊子，蚊子依然逍遥法外，却白白浪费了民意的凶猛炮火。
由此而言，时评者不但要谨慎使用主义，更要远离大炮式的“大义”。正所谓“慎用玄理明世，不以大义责人”，以此与时评界诸君共勉。浙江宁波羽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