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信史观点
现代史学始于德国史家兰克，因其提倡利用最原始的档案资料，来研究历史。其目的，即在获致最信而可征的历史。现代史学之有别于传统史学，未尝不可从信度上作分野，故现代史家尤重史料的甄别与考订，力求原始史料，以重建接近真相的历史。章太炎重视史料以及视野之广，可见之于他的《中国通史略例》之中，若谓“今日治史，不专赖域中典籍”，又谓各种外国史料都可“比较异同，然后优劣自明，原委始见，是希腊，罗马，印度，西膜诸史，不得谓无与域中矣”。他要广搜史料，固不待言，且对史料的甄别与考订，亦特具慧眼，如谱牒与奏议都是上等的史料，但是章太炎指出:“门第之风替，而谱喋之学衰”，所以唐朝谱牒之真伪，已很难定，宋代以后，根本不可信;换言之，门第盛的时候，修谱较为真实;门第既衰，不仅谱碟难考，而且易于比附，时间愈久便愈不可信。至于奏议，古人多出于己手，价值自高，唐宋明的奏议，常由名臣代拟，亦人词臣一己文集，固知代拟者为谁。然而到了清代，地方督抚因有幕府，故上奏十之八七，由幕友捉刀，就不能完全反映督抚的想法。所以，同样一种史料，由于历史背景之不同，而有性质之异，贵贱之分。足见章氏为了追求信史，辨别史料之细密。他论史之优劣也不讲究文章的好坏，“但须问事实之确否’，，亦一意以信实为念的缘故。
章太炎批评中国旧史传统，亦以历史的真实性作主要的考量。旧史中的正史，最受重视，因其由掌握庞大资源的官府所修，故比较信实;而私家拥有的史料有限，常凭道听途说，常被视为不可信的野史。然而，太炎批判“以官定为准”的正史，正因其官定，官定反映官方的主见，代表政府立场，有损客观的真实性。不仅如此，正史还有悠久的大框框，如春秋笔法，以意识形态作历史褒贬。太炎断然说:“褒贬笔削，春秋而后，不可继作”，因“史家载笔，直书其事，其义自见，本不必以一二字为褒贬”，春秋笔削之意，自更非所宜，显因无论褒贬或笔削，都有损历史真相，可说是对整个旧史传统的挑战。他认为正史中的前四史较好，就因为四史根本等于是司马迁、班固、范哗、陈寿的私修，具有史家个人的特色。他推崇《资治通鉴》的功力，就因其体例不效法春秋，而效法左传，故“温公之作通鉴也，采择甚广，异同互出，不敢自擅笔削之权，因有考异之作”，考异就是考校异同，辨正谬误，然而后继者未能承袭司马光的“良工苦心”，自明代以来，“作史者喜学纲目”，——也就是说又回到不可学的“春秋体例了”。
正史中的另一大框框则是正统观，历代官修史书，亟亟以正统观点来断定政权的合法性，而正统又受制于特定的意识形态，往往有碍真相，故太炎直言，所谓“正统殊不可问”。所以他认为陈寿以魏为正统，并无不当，说是“桓灵之恶，甚于桀纣，曹操代汉，政治修明，虽其初起时，孔融之徒有不满之意，谓之正统有何不可”?俨然反传统的现代说法。正统与书法，乃中国传统史学两大支柱，可见太炎以其现代史学的眼光，直接向旧史的核心挑战，并对旧史作深刻的反省。大致而言，他认为唐朝以前，官修尚未制度化，部分史册尚称信实，之后官府完全掌控撰史，则真实性大为可疑，幸而还有许多“朝野私载”，故“作者虽有优拙，其实录十犹四五”，至清朝以异族统治中国，用高压钳制思想，禁毁书籍，士人“莫敢记述时事，以触罗网”，更无私家著史，将使后日“虽有良史，将无所证信”。他明确指出，传统史官之“伪饰隐匿”，而力求史之信实，不能不说他开了中国现代史学的先声。
章太炎从现代信史的观点批评中国传统史学，然并无意推翻旧史，另创新史，而是求旧史之更新，故对旧史之中，考而后信的部分，倍致赞扬，如谓“昔蜀之谯周，宋之苏辙，并著古史考，以驳正太史公。夫上下数千年之事，作史者一人之精力，容有不逮，后之人考而正之，不亦宜乎”？同时他对新史，也不盲目接受。新史学界兴起的疑古之风，原亦是针对旧史传统的不信实而发，在现代科学与实证风气影响之下，只相信地下出土的实物实证，但疑之过甚，在“细微之处，吹毛求疵”，即认为不可信，或为了“矜奇炫异”而无故怀疑，无异要“打破历史”，反而没有了信史。他更进而指出，考古不能取代历史，因地下出土的“器物不能离史而自明”，知道秦汉史，才知秦汉器物的意义，否则又何从得知是秦汉的器物?如果必有秦权与秦钱的出土，以证明秦始皇的存在，然则倘无汉初钱币的发现，是否可以否定汉高祖的存在?如只信器物，历史根本无法贯穿，所以他认为“以史乘证器物则可，以器物疑史乘则不可;以器物做读史之辅助品则可，以器物做订史之主要物则不可;如据之而疑信史，乃最愚之事也”。至于但凭主观的以为不可能，就加以否定，更不足取，所谓“但见秋菊之晚开，不信江梅之早发，天下宁有此理”?类此评语，常被解作反对科学实证的保守之言，并不公平;他的用意，还是在维护真实的历史。
章太炎反对过度的疑古之风，并不等于说古史不可疑。他自己读史，就常具怀疑的眼光，然而怀疑的目的，不是否定历史，而在寻求信史。如他怀疑唐朝的建成太子，并无先有杀李世民之心。他于《书唐隐太子传后》一文中指出，当李世民以伏兵击杀太子时，太子全无防备，足见并无手足相残之阴谋，否则必有提防。若谓太子设计不周，杀弟反而被弟所杀，则魏征当时是太子的谋臣，难道还不如李世民的谋臣?如太子真的存心杀弟，哪有屡试而不中，而李世民却一击而中之理?他又引历史先例，指出李世民向父皇唐高祖诉说建成太子的坏话，与隋场帝杨广告发太子勇者，如出一辙，诸如太子与后宫嫔妃淫乱之类，皆无可证实而欲加之罪的说辞。他更进而怀疑，所谓太子无功而世民功高的说法。唐高祖素染胡俗，若世民功高又何惮而不更换太子?建成之成为太子，自有其功勋与才能。唐太宗李世民为一代英主，旧史原有为贤者讳的传统，故世民残杀兄弟，夺取皇位之事，隐而不彰。然而太炎已能以历史真相为第一位，信史至上的概念显已建立。此一信实概念，可用他自己的话来概括:“研精覃思，钩发沉覆，字字征实，不蹈空言，语语心得，不因成说。”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实无异于现代实证派史家所持者。
章太炎常被称作经学大师，或最后一位经古文大家;其实，他早年写《春秋左氏读》，颇取公羊今文家言，后来他极力反对公羊，反对康有为的公羊改制说，也不是经学的门户之争。康氏也不是真正的经今文学家，他不过是利用经来改制，故大谈玄妙的三世说，利用孔子来变法，故把孔子比作耶稣，所以他是以宗教和哲学的观点来处理经书。章氏则完全站在历史的立场看待经书，他重视信史，必然不会再把经书，视为“玄圣制法”。他从日文书里，得知西方史学曾受制于宗教，一如中国古史出于巫史，亦有如经学之长期统治史学。故史学之信实，必先摆脱神秘主义之控制。他反对经今文，主要是反对其神秘主义;他之“订孔”，也在祛除孔子的神秘面纱，他将孔子定位为“良史”，是“史学宗主”，不是什么教主，其删定六经，“与太史公、班孟坚辈，初无高下”，即在化神格为人格，归经学于史学，正与康有为视孔子为耶稣，绝然异趣，犹若冰炭，这才是康章的根本之异。他甚赏章学诚六经皆史说，认为是“拨云雾而见青天”，并解作六经皆是史料，显然较学诚更远迈一步，正见后章之现代性，以及甚得现代性格中“世俗化”之要旨，岂能纯以经学家视之?因而说“章太炎和康有为，一个坚守古文经，一个鼓吹今文经”，并不正确，康有为鼓吹的是变法，今文经只是变法的工具，而章太炎所坚持的信史的立场，不再把经主要看作修身之书，只视经为史而已。
章太炎关注信史，尚有其时代的感受。一方面，他担心康有为一派将经书当作有如基督的圣经，视历史如小说，以及造成无端怀疑古史之风，足以毁灭信史;另一方面，他深感满清统治中国近三百年，先有文字狱，威胁信史的写作;后来乾隆藉编修四库全书，又禁毁大量图书。在政治高压政策下，官方固然一味美化统治阶级，褒贬失当，而私家既不敢记述时事，更难见直笔，于是记载或简略不详，或失实，或歪曲，故撰《哀清史》一篇，叹信史在清代所遭遇的摧残。章氏在反满时期，显然以满汉种见，谴责满清政府灭人之国之余，还要灭其史，深知信史有关国家民族的存亡。满清政府被推翻之后，则以整个中华民族的立场，强调保护中华信史为抵抗列强的精神力量，足见他的信史观念又与他的民族主义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