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年前，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结束了近代以来的对外侵略历史。但是，战后的日本政府从未对其侵略的历史有过正确的认识，更未对受其侵略的国家认过罪，而是一直顽固继承战前日本政府拒不承认侵略的观点。
1945年8月的伦敦协定中首次导入了“反和平之罪、反人道之罪”的新的审判法理，并首次应用于纽伦堡军事法庭，使德国纳粹伏法。此原则的确立可以说是战争审判的一大进步，使战争审判从单纯的犯罪审判上升为杜绝战争、维持和平的手段。可是，日本政府却从来没有从内心上承认过这一原则。1947年2月，东京审判进入辩护、反证阶段，日本律师团团长清濑一郎在开头陈述中，即明确阐述了日本政府的见解：“关于主权国家行使主权的行为，或者因当时国家机关之故，如果说个人承担责任，作为国际法理是不成立的，”拒不承认纽伦堡原则的合法性，否认日本国家和战争指导者有战争责任。清濑的发言可以说是战后日本政府对待侵略战争心态的原形。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日本政府追随着美国采取敌视新中国的政策，在历史观问题上拒不承认过去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仅从对掳掠中国劳工问题的态度上，即可看出这一点。1950年4月3日，在第七次日本国会众议院外务委会员上，有人就日本报纸《国际新闻》报道的木曾谷御岳中国劳工被虐杀一事提出质问。法务府官员高桥答：“御岳山的问题，我不清楚是何事，但即使笼统地说是俘虏，我认为那实际是华人劳务者……现在作为法务府的意见，报纸登载的事，与我们全然无关，那恐怕并非是有权威的东西。”这位法务官员除了以“不清楚”支吾其词外，便是声明与作为政府机构的法务府无关，而且还否认报纸登载的事实。当另有人追问今后打算采取何种态度时，高桥答道：“如我前面所言，现在才知道具体事实，我想进行调查与妥善处理，决非知道后而不了了之”。但在5年后的1955年12月日本第23次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社会党议员田中稔男又向时任外务大臣的重光葵提出质问：“另一重大问题就是战争中强掳至日本的中国人遗骨问题……希望政府不要把此事作为民间团体的事业，要自觉负起责任。这是一个向六亿中国人民表示日本国民诚意的问题，这是一个重要问题，所以希望外务大臣认真答辩。”重光葵回答：“关于政府如何作，现在不能马上回答，并且至今也没有计划，但是我想对此问题倾注全力。”从5年前日本政府法务官员表示“决非知道后而不了了之”到5年后日本外务大臣表示对中国劳工问题“倾注全力”，而在这5年中日本政府除了否定强掳中国劳工，掩盖侵略罪行，却并未作任何有关中国劳工的调查，这就表明日本政府的表态只是虚情假意的说说而已。
在教科书问题上，日本政府历史观的右倾问题就更是尽人皆知了。从1951年起，日本文部省就开始篡改1946年9月至1947年1月间按照占领军总司令部的指令而编写的历史教科书，用“进入”来取代“侵略”。及至1982年，日本文部省再次大肆篡改历史教科书，招致亚洲各国政府及人民的强烈抗议，文部省表面虽有所收敛，但骨子里并未改变传统的历史观。由日本右翼势力编写的全面篡改历史事实的《新编日本史》被日本文部省审定通过和长达30多年的主张承认战争责任的家永三郎教科书诉讼案的败诉以及当前东史郎《阵中日记》诉讼案败诉，都有力地证明了日本政府顽固坚持右倾历史观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