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不明真相的群众”、“黑恶势力幕后指使策划”……近些时候，一些较大的群体性事件发生之初，总能看到地方政府这样匆忙定性的词语。“不明真相的群众”，似乎他们的不满一定是因为受到了蒙蔽、迷惑、挑唆和煽动。与之相对的，官员及其决策者则明白真相，掌握真理，难以犯错。
实际上，一些官员习惯于封锁消息，控制舆论，制造出“不明真相的群众”。长期以来，在突发性公共事件发生后，保持沉默、回避媒体已经成为一些基层党委政府条件反射式的“自觉行为”，但是在传播手段多样化、传播对象大众化的情况下，这种紧要关头的“失语”必然丧失引导舆论的主动权，看似避免承担责任的风险，实际却陷入被动，增加了平息事态的难度。
群众不明真相是官员的渎职。群众有权利了解真相，出现群众“不明真相”的情况，正是一些地方执政者的失职。因此，一些地方被“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打砸，执政者首先要反躬自省。
“不明真相的群众”暴露了一些官员对民意的漠视以及对“权力必须接受监督”这一法治理念的强烈反感。在少数官员的脑袋里，他们根本漠视公民的基本权利，更何况“公民知情权”。《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早已颁布实施，但是公众最想知道、需要知道、应当知道的不少信息却无法公开。最近，沈阳市民温洪祥要求公开政府办公费、招待费、差旅费等费用，就被官员答复为“极其敏感，难度很大”。
一方面是群众无法了解真相，另一方面，一些公布的“真相”往往是群众无法接受的“假相”。看着那些群体性事件新闻“通稿”，我想问这些起草发布者几个小问题：“如果死者是你的母亲，你情绪能不能稳定？”“别有用心的人究竟是些什么人？”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潮流下，为政者应当转变思维，变社会控制为社会博弈，最终走向社会契约。前段时间的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以官民互动的谈判、协商方式圆满解决，不就充分证明了中国可以做到这一点吗？本文摘编自《瞭望》 作者：黄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