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一家报社约稿的时候，我大吃一惊：根据2003年5月1日起实行的《珠海市幼儿园设置标准（试行）》，办一个小区配套幼儿园，居然要求“占地面积不少于2700平方米”、“户外活动场地不少于1000平方米”。这太超出我的经验和想象了。而我所居住的小区，开发商曾承诺某著名幼儿园入驻。后来由于报名入园的人数少，该幼儿园仅租用了小区一套房子，100多平方米，就是这家著名幼儿园的分园了！
合格的、负责任的师资力量，永远是教育的第一要件。其他就是安全、卫生等方面的要求了。跟占地面积什么的，有什么必然联系吗？有关部门对幼儿园设置这么高的准入标准，是否客观上在变相制造垄断呢？
办一个小小幼儿园尚且如此之难、门槛如此之高，可见管制之积弊。像各地取缔打工子弟学校一类，在某种程度上同样是在用高门槛制造行业垄断。这就难怪我们的服务业如此不发达，就业如此之难。当前，在世界金融危机影响下，就业问题雪上加霜，有必要从开放服务业、大幅度降低第三产业准入标准入手，既大幅度创造就业机会，也大幅度地提高第三产业的服务水准、降低服务价格。
这样做一举多得：一方面给社会雪中送炭，相当于在经济危机时给全民增加福利（如教育、医疗服务增加而令费用降低）；另一方面可以给大学毕业生和农民工增加大量就业机会。而就业问题，正在成为我国未来相当长时期面临的重大现实难题。
安邦分析师李明旭先生指出，在经济下滑的情况下，发展服务业更具有拉动经济增长、加快经济转型的功效。而每当国内经济处于低迷期服务业往往都会出现“逆市上涨”的行情。在1997－2002年的上一轮经济紧缩期内，服务业占国内GDP的比重年均升幅大约有1.5个百分点，即从1997年的34.2%上升到2002年的41.5%。
然而从总体上看，我国服务业发展滞后的状况并没有根本转变。国家发改委产业政策司副司长夏农表示，近年来，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在2006年环比下降0.5个百分点后，2007年又环比下降0.3个百分点至39.1%。
这其中，有各级政府过于重视投资而不重视服务业发展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服务业准入门槛太高、行政过度管制导致行业变相垄断，形成金融、教育、医疗等行业的全行业寻租现象。这不仅限制了这些行业的服务水平和发展潜力，而且给老百姓的利益带来巨大伤害。像医疗、教育行业多年来成为老百姓头上的“新三座大山”，根源就在于此。
我认为，在医疗、教育、金融服务等行业上，在人口大范围流动的背景下，不能任由各地方政府自定最低标准，而应该是全国统一的最低标准。这个最低标准，应参照较贫穷落后地区的标准。比如，你在珠海要求小区幼儿园最低占地面积2700平方米，外加户外活动场地不少于1000平方米，这样的标准对于外来打工者和当地低收入人群来说太奢侈。定一个相对低的标准，把软件建设搞好，仍然比他们在家乡所能享受到的服务好得多。难道不是吗？不用担心，一个类似打工者家乡的“乡村标准”，也许在一个新的、有更多选择的市场中，自动就会被淘汰，用不着主管部门担心它“不够格”。
抱着一片诚心和爱，而不是自己的“面子”、政绩甚至部门利益去做事，把民众的选择权利交给民众和市场，许多事一定会好办得多。
早报评论专栏作者 童大焕
（作者系《中国保险报》评论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