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而外，《说》、《传》、《变》三者，特别是《传》、《变》二者，在"六经皆史"的中国，还有"传闻于未闻之者"（语出张衡《西京赋》）的史学－文学功能。太史公于此，有明确的申明。他在《史记·管晏列传第二》中说："吾读管氏《牧民》、《山高》、《承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佚事。"此所谓"佚事"者，是所谓"传闻"之类。正如董仲舒《春秋繁露·楚庄王第一》所说："有'见'，有'闻'，有'传闻'"。王子年《拾遗记》所记，多为"《史记》略而不录"之事。晋·葛洪《<西京杂记>跋》称其书钞自刘子骏《汉书》，目的是"以裨（班固）《汉书》之阙。"刘勰《文心雕龙·史传》有言："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旁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故，此一类传闻史事的《传》、《变》之文，虽确"依经起义"（语出章学诚《文史通义·传记》），"附经间出"（语出刘勰《文心雕龙·史传》）；"推详往迹，则影彻经史；考验真怪，则叶附图籍"（语出王子年《拾遗记》之萧绮《序》）；但又踵事增华，奇变诡异。"爱博多奇"、"广异宏丽"（语出王子年《拾遗记》之萧绮《录曰》）。正如鲁迅先生指出的那样："讲史之体，在历叙史实而杂以虚词。""大抵史上大事，既无发挥，一涉细故，便多增饰"（语出鲁迅《中国文学史略》）。
这种传统，初始于《春秋左氏传》，又为太史公司马迁所发展成熟。故，明人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传》中才说："按字书云：'传者，传也，记载事迹以传于后世也'。自汉司马迁作《史记》，创为《列传》以纪一人之始终，而后世史家卒莫能易。嗣是山林里巷，或有隐德而弗彰，或有细人而可法，则皆为之作传以传其事，寓其意；而驰骋文墨者，间以滑稽之术杂焉，皆传体也。故今辨而列之，其品有四：一曰史传（有正、变二体），二曰家传，三曰托传，四曰假传；使作者有考焉。"有关于此，顾炎武《答汤荆岘书》也曾说及："附传于卒之下者，正也；不系卒而别见者，变也。"以此例之，今之敦煌卷子中讲唱历史故事的"变文"，正是西晋人杜预所说"错综经文以尽其变"的"传"之"变例"；正是明人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传》中所说的"史传"，且是其所说之"史传"的"变体"；正是清人顾炎武所说"传"之"正"、"变"二体的"变体"。此正所谓"博之九经、三史、诸子以穷其变"（语出王士祯《带经堂诗话》）。
此一类"变体史传"，很为正统经学家和史学家所垢病。（案："变文"在隋唐之后的湮没，与此不无关系。）如《孔子家语卷五·五帝德第二十三》所载宰我的话便说："上世之传，隐微之说，卒采之辩（变），谙忽之意，非君子之道者。"唐人刘知几《史通》也说："始自两汉，迄乎三国，国史之文，日伤烦富。逮晋已降，流宕逾远。必寻其冗句，摘其烦词，一行之间，必缪增数字；尺纸之内，恒虚费数行。夫聚蚊成雷，群经折轴，况于章句不节，言词莫限，载之兼两，曷足道哉。""自兹以降，史道陵夷，作者芜音累句，云蒸泉涌。其为文也，大抵编句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应以一言以蔽之者，辄足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弥漫重沓，不知所载。""其立言也，或虚加练饰，或体兼赋诵，词类俳优；文非文，史非史。"直到当代，史学家吕思勉先生仍在《两晋南北朝史》中说："【魏晋时儒家讲经】义例无穷，皆多新异。……学者以此益奇之，而以辨能饰非，好为诡说，由是业不久传。此等人可以为人师乎？然以诡词动众，亦能取宠一时，而铿铿说经者，或反为人所讥评焉。""当时传经，最重讲说。讲说之间，唯音辞风采是尚，或取辩于口给以御人，能平心研讨者盖寡。"如不论价值观念的差异与褒贬，以此反观敦煌"变文"，恰正如其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