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是改变中国命运的一次重大历史事件，同时它对整个亚洲和世界格局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但长期以来，我们很少从全球视角来观照，值此辛亥百年纪念之时，本报特专访雪珥、陶短房、萨苏、石约翰四位海外学者，以为读者们展示一个更立体的辛亥革命。
知道石约翰先生，源于《中国革命的历史透视》，它10多年前已译成中文，可惜读者并不多。
太多的人在埋头赶路，他们没兴趣盘点过去，更何况是一个外国人的看法。
然而，石约翰如此不同，他打破了惯有的“奴隶—封建—资本主义”的叙事模式，而是用“封建—郡县”来重新解读历史。在他看来，近代中国遭遇的并非“封建”阻力，因为早在宋代，中国便已过渡为郡县制度了。
郡县制度有更强的市民精神，更繁荣的商业往来，更深厚的人文积淀，但，它缺乏封建制度所提倡的骑士精神和战争能力。因此，在与刚刚步入郡县的西方对抗中，传统中国一败再败。
面对的挑战前所未有——西方既有郡县的制度与文化优势，又有封建的好战与信仰。而日本的崛起，更令国人焦虑，但事实上，日本社会当时正从封建向郡县过渡，可直接抄袭西方的典章制度，因为两者社会形态太相似了，而中国的情况要复杂得多。
为强行超车，一时间，制度决定论、工具决定论、文化决定论等纷纷登场，人们急于打碎一切，再按西方的配方重新组装。
石约翰的洞察力在于，他发现中国文化具有“革命”的传统，失去秩序被公认为是必要的，符合道义。于是，在看不到路时，“革命”便会周期性地爆发，一次不成功，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然而，惨痛的代价付出后，我们应有怎样的反思？适逢《中国革命的历史透视》再版的契机，本报记者专访了石约翰先生。
辛亥是三重革命
北京晨报：今年是辛亥百年，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您的看法如何？
石约翰：辛亥革命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价值，影响巨大，在我看来，它是三重革命：首先，推翻了清王朝250多年的统治；第二，改变了中国1000多年的社会制度，即从宋朝以后形成的郡县制；第三，结束了中国4000多年的帝制。辛亥革命是基于中国自身激进传统而爆发的重大政治事件，这也许是最后一次。
北京晨报：您提到中国的激进传统，这是个有趣的说法。
石约翰：中国的激进传统有着很长的历史，它非常微妙，在中国古代思想家和普通平民中都能发现这种传统的踪迹。中国文化中最主要的思想家都有激进的一面，包括那些伟大的儒家学者，像孔子、孟子、王阳明、顾炎武、黄宗羲和康有为等，其实，孙中山本人也非常崇尚这个传统。我无法非常详细地叙述我对激进传统的理解，在我这本《中国革命的历史透视》中占了很大篇幅。书中我用传统的中国社会理论，特别是激进传统，来理解中国历史以及中国与西方的关系。
孔子其实很激进
北京晨报：中国文化激进传统是怎么形成的？
石约翰：儒学一直是批判哲学，从这个角度看，儒学是很激进、很进步的，它总是关注时代的现实与理想社会之间的距离，总是通过理想社会对现实进行彻底批评。儒家学者们赋予统治者以很大责任，教育被解释成不平等的根源和消除不平等的途径，这是儒学的精髓。他们支持激烈的变革，孔子本人就说过：“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北京晨报：孔子为什么这么激进？
石约翰：因为当时中国正处于从封建社会向郡县社会的转型期，儒家试图建立一套伦理等级体制，以取代封建社会忠诚的价值观，从而适应郡县社会的需要。我们可以看到，儒学的典型特征就是封建与郡县价值观的融合：一方面，统治者应与他人分享权力，不能过于集权化、官僚化，这是封建贵族的理想，另一方面，允许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不是受更多压制，这是郡县制的理想。儒家提出了大同观念，但很明显，构成大同观念的几个因素具有互相矛盾的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