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重庆时报》报道，1月16日，重庆市公安局将30名扒手编号，押往全市各大车站码头，供市民辨认。
其实，将小偷“供市民辨认”——与“游街示众”何异？它涉及的法律问题很简单，那就是违法嫌疑；警察机关之所以无惧违法，是因为这种违法行为能够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
“对待小偷尤其是惯偷，我们要坚决予以严惩，游街算啥？应该在他们的额头上刺字！别跟我说小偷也有人权之类，被偷的广大民众的人权在哪里？”
“对这些垃圾，就要灵活处理，不要受什么人权之类的观点影响。”
“我很幸运，在广州这么多年没有被扒手偷过，但是我认为对小偷应该更严厉一点，他们没有尊严。”
“同情小偷就是同情犯罪，希望全国各大城市也参照执行，打击犯罪，保障民生。”
“新浪网”在转载这个新闻时，网友的跟帖有大量类似言论，这就使得警察虽有违法嫌疑，却在道义上获得了支持，由此构成了这种违法行为“存在即合理”的现实正当性。
我作为广州市民，深知人们对盗抢的深恶痛绝。我在广州生活了17年，前5年骑自行车上班，先后有6辆自行车被盗贼看中，一直偷到我不敢再买自行车为止。
不用说，我对那些遍布于城市每一个角落的毛贼也是恨得牙痒！但我又经常干一些看起来颇为“大逆不道”的事情——我曾经多次在街头喝止警察、保安体罚、殴打鸡鸣狗盗之徒。按说，面对那个趴在地上、人人喊打的家伙，我也该冲上去来个三拳两脚，以解6辆自行车之恨。但是我没有加入街头喊打行列，反而在“保护”那些毛贼，这是为什么？
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一个是从纯粹法律的角度，既然法律明文规定，未经审判，任何人不得被确认有罪，那么，每一个未经审判定罪的人，都是犯罪嫌疑人，将嫌疑人拉出去示众，无疑是违法的；即便是一个罪犯，除了依法被剥夺和限制的权利，其他权利仍然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采取包括游街示众等方式对其羞辱，同样是违法行为。
另一方面是从社会学角度的思考。在打击犯罪的过程中，基于罪刑相适应的现代刑法原则，在保留死刑的国家，也仅仅处死极少数罪大恶极的罪犯，而对大部分罪犯实行劳动改造，使他们最终再次回到社会。
对罪犯进行劳动改造，除了法律意义上的惩罚外，还包含道德感化和心灵救赎。在新教伦理下，对恶者的教诲是以回归天国、免受上帝的惩罚为道德合理性；在儒教文化背景下，惩恶之目的，是对恶者从行为到心灵的矫正，使其回归到合乎主流价值观的社会大家庭。虽然犯罪的人处于限制人身自由的环境下，但是，无论中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哪一种教诲和感化，都是精神救赎和道德再造的过程，这一过程本身不应当存在殴打、体罚、人格侮辱等任何暴力。
将坏人拉出去游街示众，在千百年来的中国，具有深厚的社会文化根基，其中的核心是坏人不配有权利，可以被“好人”任意羞辱和处置。警察以此行为张扬除暴安良，普通公众通过街头围殴、污辱坏人，以满足复仇的心理。可是，甚少有人思考，这种快意恩仇的后果，将在一定程度上催生犯罪者的反社会人格，一旦有机会再次实施犯罪，必将更加疯狂和残忍地发泄对社会的不满。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今天对一个手无寸铁的坏人施暴，等于间接地为我们自己埋下了将来可能被报复的种子。
当然，这不是说我们害怕坏人，要把他们供起来。必须强调，任何一种违法犯罪行为，都应当受到社会的谴责和法律的惩罚，但这种谴责和惩罚必须是以文明的手段，以符合程序正义的形式实施。这就使我们不难理解，在法治国家，对犯罪的追诉过程，对嫌疑人权利的保护，为什么会如此复杂。或许，从极端的方面理解，“坏人”的权利能否得到保护，才是对一个国家法治状况的最好检视。
（作者郭国松系传媒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