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注意到，中国最早记载《西游记》作者是丘处机的文献（宋代《重修长春观记》碑文）即产生于宝鸡，长春观建于丘早年在宝鸡磻溪苦心修炼之地，立碑人是丘的弟子尹志平任命的长春观观主卢志清。此碑立于1248年，碑文中有一段说：“常人入道，便废斯文，专事修养。长春则不然。访古则纪之吟咏，登程则寓之述怀，咳唾珠玑，语句超俗，曰《磻溪集》，曰《鸣道集》，曰《西游记》，历在可观”(见张文主编《丘处机与龙门洞》，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5~287页)。此碑文之所以写明立碑时间为“岁著雍君滩”，因当时蒙古尚未称“大元”，北方又不能用南宋年号，故用了太岁纪年，时当南宋淳祜八年(蒙古贵由汗三年)即1248年，这显然是中国关于《西》书作者为丘处机的最早最原始的记载。此碑之立，正当北京“处顺堂《西游记》壁画事件”之后17年，距丘处机离世也仅21年，当时史志经《玄风庆会录图文》正在创作中，其中所透露出的消息引人注目。
从清人钱大昕开始，中间经胡适鲁迅等人的强化，迄今不少论者斩断丘处机与《西》书的关联，一口咬定关于丘撰《西》书之古代记载，源自人们把丘的弟子李志常所撰《长春真人西游记》误为丘作《西游记》，并列在丘的著述目录中。在《重修长春观记》中，是不是如这些论者所讲，卢志清等是把《长春真人西游记》弄错书名挂在丘的名下，从而形成误断呢？我看绝对不是。
钱大昕及胡适、鲁迅等人在作出判断时，大体均认为《长春真人西游记》撰成后，当时未刊行，只在道众中手抄流传，故容易使人们误把两书相混且认为丘作《西》。其实，《长春真人西游记》在丘离世次年即刊行(参见陈法永参与主编的《重阳宫与全真道》，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3页)，下距《重修长春观记》之竖石仅20年，有关当事人大多健在，《长春真人西游记》又是作为全真道士“传统教育”的教材面世的，读者知者不少，卢志清怎能如此大意而把二者相混呢？何况，《长春真人西游记》的编者李志常，与《重修长春观碑记》立石人卢志清的师父尹志平，均系丘当年西去大雪山的随从。在当年宗教氛围很浓且教阶颇严的条件下，对李所编书，尹的徒众绝对不会把作者及书名搞混。另外，《重修长春观记》的碑文，不似后来关于丘的某些传记，把非丘自撰的《玄风庆会录》《七真年谱》等均列为丘之著述，而是仅列丘自撰之《磻溪集》《鸣道集》和《西游记》三种，行文严谨。这与卢志清等人当时的宗教地位及身份吻合。当然，断定丘独撰《西》书，显然不当，但从中人们可以悟出，在当时卢志清等人心中，深信《西》书为乃祖所撰。这是为什么？可以设想：一方面，史志经徒众正在受命编撰《玄风庆会录图文》，此图文源自处顺堂《西游记》壁画，被呼为《西游记》，合情合理。也许，《玄风庆会录图文》本来就名为《西游记》，果真如此，则关中作为《西游记》初版地则证据就更为确切。它之所以被托名于丘，是因为丘是教主，影响大，可促使全真教价值观念迅速广泛传播；另一方面，《玄风庆会录图文》在主旨上确实体现着丘的宗教思想，甚至丘当年对一些门徒可能有过相关嘱咐或诱导、暗示，所以史志经等人才会大胆打出乃祖的招牌，卢志清等人才会虔诚相信。
不管怎么说，产生于北京“处顺堂《西游记》壁画事件”之后17年的《重修长春观记》，可被看成《西游记》初版于关中的又一力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