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人生哲学是中国哲学的最大成就，中国哲学在这个方面非常丰富和深刻，为世界之最。从比重看，人生哲学的确是中国哲学的主体部分，而在西方哲学中则好像没有这么重要的地位。若论人生思考的丰富和深刻，我仍觉得中国不及西方。我想着重指出一点：中西人生思考的核心问题是不同的。西方人的人生思考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活？或者说，活着有什么根据，什么意义？这是一个人面对宇宙大全时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它要追问的是生命的终极根据和意义。所以，西方的人生哲学本质上是灵魂哲学，是宗教。中国人的人生思考的核心问题是：怎么活？或者说，怎样处世做人，应当用什么态度与别人相处？这是一个人面对他人时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它要寻求的是妥善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所以，中国的人生哲学本质上是道德哲学，是伦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呢？我推测，很可能是因为对死抱着不同的态度。对于西方人来说，死是一个头等重要的人生问题，因为在他们看来，死使人生一切价值面临毁灭的威胁，不解决这个问题，人生其余问题便无从讨论起。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把哲学看做预习死的一种活动。自古希腊开始，西方哲学具有悠久的形而上学传统，即致力于寻求和建构某种绝对的精神性的宇宙本体，潜在的动机就是为了使个人灵魂达于某种意义上的不死。至于在基督教那里，所谓上帝无非是灵魂不死的保证罢了。中国人却往往回避死的问题，认为既然死不可逃避，就不必讨论，讨论了也没有用处。在这个问题上，哲学家的态度和老百姓一样朴素，所以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庄子“以死生为一条”，抱的也是回避的态度。从死不可避免来说，对死的思考的确没有用处，但不等于没有意义，相反具有深刻的精神意义。事实上，对死的思考不但不关闭、反而敞开了人生思考，把它从人生内部事务的安排引向超越的精神追求，促使人为生命寻找一种高于生命本身的根据和意义。相反，排除了死，人生思考就只能局限于人生内部事务的安排了。中国之缺少形而上学和宗教，原因在此。儒家哲学中的宇宙论远不具备形而上学的品格，仅是其道德学说的延伸，然后又回过头来用做其道德学说的论证。所谓“天人合一”，无非是说支配着宇宙和人伦的是同一种道德秩序罢了。【中国人的信仰需求是哲学地达成的。中国整个道德哲学体系都统一在天道信仰之下。中国文化中有神论的宗教不发达，但不可谓中国人不重信仰。人信仰神，终究是要在人世上作为人生活；人信仰天道也终究是要在人世上作为人生活。信仰天道和信仰神都可以帮助人的心灵达到更高境界。当代人文学者中的多数，对于中国文化以天道为信仰对象这一点恐怕都已经完全无知了。因此上来就是西方有宗教中国无宗教，或西方有信仰中国无信仰。哪里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无信仰？只是60年来，我们被来自西方的那种无神论、或唯物主义的极其误导的伪信仰全体地精神地阉割了罢了！！】
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们中国人缺少真正的宗教感情。当一个人的灵魂在茫茫宇宙中发现自己孤独无助、没有根据之时，便会在绝望中向更高的存在呼唤，渴望世界有一种精神本质并且与之建立牢固的联系。这就是本来意义的宗教感情，在圣奥古斯丁、帕斯卡尔、克尔凯郭尔、托尔斯泰身上可以看见其典型的表现。我们对这样的感情是陌生的【人对自身的终极有限性的体验，中国人一点也不陌生：“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们也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灵魂生活，很少为纯粹精神性的问题而不安和痛苦，很少执著于乃至献身于某种超越性的信念。【张载之“为万世开太平”难道不是“超越性的信念”的表现？】因此，我们中很难产生精神圣徒，我们的理想人格是能够恰当处理人际关系的君子。也因此，我们缺少各种各样的人生试验者和精神探险家，我们在精神上容易安于现状，我们的人生模式容易趋于雷同。【林昭、张志新、王佩英，冯元春……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圣徒，还有许多没有留下姓名就被群众大会批判过押赴刑场的“文革”中的“现行反革命”……，中华民族并不是一个缺乏精神圣徒的民族。】
总起来说，我们缺少头脑的认真和灵魂的认真，或者说，缺少广义的科学精神和广义的宗教精神。
【此节越发偏激离谱。广义的科学精神就是实事求是，中国人一点不缺；广义的宗教精神就是通过信仰一个代表无限的至善至大至美至慧的对象，而实现个体的精神境界的不断超越，中国人从来（严格些说是轴心时代时起）就有。】
七、其他弱点可追溯到精神性的缺少
我们在其他方面的缺点往往可以在精神性之缺乏中找到根源，或至少找到根源之一。
例如，为什么我们不把个人自由本身看做价值和目的，而仅仅看做手段呢？道理很简单，如果一个人不觉得有必要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思想自由对他就确实不重要；如果他不觉得有必要让自己的灵魂来给自己的人生做主，信仰自由对他就确实不重要。关于这一点，梁淑溟说得很传神：中国人“对于西方人的要求自由，总怀两种态度：一种是淡漠的很，不懂得要这个作什么，一种是吃惊得很，以为这岂不乱天下！”另一面呢，“西方人来看中国人这般的不想要权利，这般的不把自由当回事，也大诧怪的”。因为他们一定会觉得，一个人如果在对世界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态度上都不能自己做主，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哈耶克确实告诉我们：自由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人人生而不同，每个人的独特性是每个人的生命的独特意义之所在；而强制之所以可恶，正是因为它把人看成了没有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灵魂的东西。奇怪的是，在当前的哈耶克热中，人们对他的这种价值立场很少关注，往往把他的理论归结成了经济自由主义。【中国历来缺乏对权利自由及相应的人格尊严平等的意识和争取，因此在外在自由方面，历来是制度性地受到了压抑。但是中国哲人对心灵自由的追求却非常自觉、鲜明而坚定。孟子提出的大丈夫之“三不能”：即坚持道义“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就是教给人自己做主；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等等都是教人坚持原则，独立自主。】
又例如，梁启超曾经提出一种很有代表性的意见，认为中国人在精神的层面上最缺少的是公德，即对社会的责任心。在我看来，其原因也可追溯到中国人缺少真正的灵魂生活和广义的宗教精神，因此而没有敬畏之心，没有绝对命令意义上的自律。我们不但不信神，而且不信神圣，即某种决不可侵犯的东西，一旦侵犯，人就不再是人，人的生命就丧失了最高限度和最低限度的意义。灵魂的严肃和丰富是一切美德之源，一个对自己生命的意义麻木不仁的人是不可能对他人有真正的同情之感、对社会有真正的责任心的。
我想再对中国知识分子问题说几句话。我常常听说，中国知识分子的弱点是缺乏社会承担和独立品格。据我看，表面上的社会承担并不缺，真正缺的是独立品格，而之所以没有独立品格，正是因为表面上的社会承担太多了，内在的精神关切太少了。【“表面上的社会承担太多了”？在所谓的“A类核心期刊”上发表一些应景文章恐怕算不得“社会承担”，承担了一个个可以报销出一笔笔不菲的经费的所谓的“科研项目”，恐怕也不能叫作“社会承担”。如果把朱厚泽、谢韬、李锐、杜光、辛子陵、铁流、严正学、谢朝平、直到刘晓波、崔卫平、徐友渔等人为了中国社会向宪政民主制度方向进步而做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的事情称之为“表面上的社会承担”，我认为有这样承担的知识分子还是太缺太缺太缺了！信仰重建的第一个任务，恐怕现在不能逃避的是对无神论和唯物主义之绝对主义的批判。这里是强调“绝对主义”的危害，而不是认定唯物主义和无神论非法。主张世界来源于原初物质，并不来源于神的创造，也不来源于天的妙道，并没有什么问题，可怕的是，把无神论和唯物主义定为至尊、定为真理、甚至定位为是非善恶的根本标准，凡与之不同者皆为大逆不道，歪理邪说，荒谬绝伦，――这就是思想专制了，而且是最粗俗最野蛮的思想专制，是远远坏于中国历代皇权专制和中世纪基督教专制的专制。】我并不反对知识分子有社会责任心，但这种责任心若没有精神关切为底蕴，就只能是一种功利心。我们不妨把中国知识分子与俄国知识分子做一个比较。俄国知识分子在社会承担方面决不亚于我们，他们中的许多人为此而被流放，服苦役，但是，他们同时又极关注灵魂问题，这使得他们能够真正作为思想家来面对社会问题。只要想一想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斯妥耶夫斯基、舍斯托夫等人，你们就会同意我的说法。一个人自己的灵魂不曾有过深刻的经历，则任何外部的经历都不可能使他深刻起来。譬如说，中国知识分子在“文革”中所遭受的苦难也许不亚于俄国知识分子在沙皇专制下或斯大林专制下所遭受的，可是，直到今天，我们没有写出一部以“文革”为题材的优秀作品，哪怕能够勉强与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这恐怕不是偶然的。【确实不是偶然的。中国专制的严苛，若有俄国那样的知识分子，连活都活不下来，比如林昭那样的。不过，当代中国的苦难，不须要任何文学修饰，只要如实记载下来，就已经具有与俄国文豪们倾心创作出的文学经典同样的甚至更大的感染力了。因为中国的当代专制实在是太极端了。《往事微痕》、《记忆》、《黑五类忆旧》这些不定期的网刊，还有廖亦武的《底层访谈录》这样的纪实作品，其中哪一篇记载的苦难淡于俄罗斯作家的描述？单少杰教授曾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当代中国是人文学者研究的最大宝库，有着人文研究的最原生态的丰富资源。学者的眼睛如果关注我们民族的苦难，新鲜的、人文领域从未为人挖掘的资料真的是多得不得了。”（非原话，但大意错不了。）是的，只有保有良知的人才能发现生活中良知的可贵；只有追求崇高的人，才会欣赏、歌颂崇高；只有人性不曾扭曲的人才会对人间的苦难充满怜悯同情；只有灵魂上有了自觉地超越的向度，才可能获得精神的深度和思想的广度。但是，中国人不但在人种上而且在文化传统上也并不比俄罗斯人和其他西方人差，这一点无可质疑。】
八、原因和出路
最后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应该说，人性在其基本方面是共通的。人是理性的动物，在此意义上，人人都有一个头脑，都有理性的认识能力。人是形而上学的动物，在此意义上，人人都有一个灵魂，都不但要活而且要活得有意义。这本来都属于共同的人性。事实上，无论西方还是中国，都有人对于知识的根据问题和人生的根据问题持认真态度，而特别认真的也都是少数。那么，为什么在西方，人性中这些因素会进入民族性之核心，并成为一种文化传统，而在中国却不能呢？我承认，对这个问题，我尚未找到一个满意的答案。我相信，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必是复杂的。不管怎样，作为综合的结果，中国文化已经形成了其实用品格。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形成之后，这种文化便具有了一种淘汰机制，其发生作用的方式是：对实用性予以鼓励，纳入主流和传统之中，对精神性则加以排斥，使之只能成为主流和传统之外的孤立现象。
王国维的遭遇便是一个典型例证。在他的个性中，有两点鲜明的特质。一是灵魂的认真，早已思考人生的意义问题并产生了困惑。二是头脑的认真，凡事不肯苟且马虎，必欲寻得可靠的根据。这两点特质结合起来，为灵魂的问题寻求理性的答案的倾向，表明他原本就是一个具备哲学素质的人。因此，他与德国哲学一拍即合就完全不是偶然的了。可是，他对哲学的这种具有强烈精神性的关注和研究在当时几乎无人理睬，与严复的实用性的译介之家喻户晓适成鲜明对照。他后来彻底钻进故纸堆，从此闭口不谈西方哲学乃至一切哲学，我认为应该从这里来找原因。在他的沉默和回避中，我们应能感觉到一种难言的沉痛和悲哀。可以说，淘汰机制的作用迫使他从较强的精神性退回到了较弱的精神性上来。【要做真学问，在短期内就会无人睬。大学问更是做着的时候无人知，做出来后无人解，可能死后数百年，其价值才能被学界和社会体会到。所以真做学问的人，知道这一点，也就根本不会介意众人之“如亨太牢，如春登台”的热闹。王国维对哲学的认真和执著值得我们学习，但是，第一，他之自杀却绝对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真正超越的心灵，要努力地与天同德，以身载道，现世的精神世界越是黑暗，他越会选择点燃自己作活的火种或火把。他之自杀也不能归结为他对精神价值的追求，而要归因于他对时代变迁的不能理解，不能适应，对自己所追求的价值不能实现的一种绝望。第二，他的钻进故纸堆、沉默和回避的原因恐怕并不能理解为对“无人睬”的抗议，倒是可以理解为对“无人睬”或“有人睬”的不屑。痛则痛矣，然而一位哲人的痛苦比起一只猪的快乐来，毕竟前者会“痛着，然而有意义。”】
这里有一个恶性循环：精神性越被淘汰，实用品格就越牢固；实用品格越牢固，精神性就越被淘汰。出路何在？依我看，惟有不要怕被淘汰！本来，怕被淘汰就是一种实用的计算。如果你真的有纯粹精神性追求的渴望，你就应该坚持。我希望中国有更多立志从事纯哲学、纯文学、纯艺术、纯学术的人，即以精神价值为目的本身的人。由于我们缺乏这方面的整体素质和传统资源，肯定在很长时间里不能取得伟大成就，出不了海德格尔、卡夫卡、毕加索，这没有关系。而且，如果你是为了成为海德格尔、卡夫卡、毕加索才去从事这些，你就太不把精神价值当做目的而是当做手段了，你的确最好趁早去做那些有实用价值的事。我相信，坚持纯粹精神性追求的人多了，也许在几代人之后，我们民族的精神素质会有所改观，也许那时候我们中会产生出世界级的大哲学家和大诗人了。【精神性和实用性不应当截然地对立起来。海德格尔虽然对西方哲学给予了极大的影响，但是由他引导出的他后来的西方哲学却至今并未结出可有助于人精神地追求崇高、神圣与美善的果实。若说人格或精神的榜样，那还得说是苏格拉底。“纯X学”、“纯X术”如果意味着人文学者可以不屑于或无染于中国当今社会进步的主题，如果意味着可以不关心当今中国社会的人权状况，落后的政治制度的改革，不关心每日我们身边发生着的权力腐败导致的种种生命的灾难――从毒牛奶到矿难，从呼吁改革的学者被判刑15年，到为人民申冤的作家人被抓书被禁――一概不闻不问，那我担心这种对“纯”的号召，可能会被自觉或不自觉地用作一种人文学者逃避承担其本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的冠冕堂皇的借口。这样做“纯X学”、“纯X术”的人，最多只是做到不去助纣为虐而已，这样做出的人文学科方面的学问不但在当代没几个人理，而且也不会有持久的生命力。为什么？因为这样的学问根本不会承载任何真正的人文精神。中国要出大哲人，大诗人，大文学家，超越精神的培养必不可少，但是超越精神不是不爱不痛的灵魂，不是超然世外的散淡，而是大爱知大痛，大爱医大痛的情怀。它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我们今天落后的现实。如果连落后的现实都不想看，都不关心，都不想甚至也不敢去批判，去理论地探讨如何改变，那还超越个什么呢？还何谈什么精神性呢？研究形上问题，第一是因为它与经验问题，或与我们的人类生活有重要关系，一切经验问题要获得彻底的解决，都必须要以形上问题的解决为前提、为基础。第二是会比较寂寞的，特别是哲学家，耐得住寂寞是起码素质。第三，大哲学家和大诗人都应当是人性力量最强的人。具有平常人难有的敏感、深切、真挚而雄厚的爱，是中西古今所有堪称伟大的哲学家和诗人必有的精神素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