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使学术研究中获得史料的方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从理论上说，面对研究对象可获得的史料线索，已达到无限丰富的程度，只要一则史料曾经被使用或者被提到过，哪怕不是在同一研究领域中出现过，也都有可能在网络中搜索到。网络使研究初期获得基本史料变得非常容易，但真正体现学者研究水平的成果，还不可能完全依赖网络获得，在严肃的学术研究中，网络最大的长处是提供信息。当我们有了网络搜索手段后，并不意味着学者学术素养的不重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对学者的要求更高了，因为网络是开放的，在获得一般史料的情况下，所有学者处于同样地位。
网络时代对研究者最大的考验，是如何在表面看来没有直接关系的史源中，建立与研究对象的直接关系，这个能力依赖学术素养，也凭借研究者的想象力。
发现史料的意义虽然不能和科学发现相比，但在基本的意义上，二者有相似的地方。
史料的发现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完全的新发现，比如发现了作家的私人书信、日记以及其他对于解释历史有说服力的材料，无论规模大小，这些发现，都应当视为学术贡献。这种完整史料的发现，在学术研究中时有所见，它的特点是独立、新奇和偶然性，是可遇不可求的事。
还有一种是在现有成型文献或者一般为人熟悉的文献中，给予相关史料以新解，或者解读出新的史料意义与思考方向，这种史料工作相对前一种工作有一定难度。
马克·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中，把史料分为“有意”的史料和“无意”的史料。所谓“有意”的史料是指成文的历史著述、公开的报道或者回忆录一类，“无意”的史料是指政府的档案、军事文件、私人信件、日记及各种实物。“有意”的史料易见，“无意”的史料难得；“有意”的史料容易判断，“无意”的史料需要理论和观念才能识别。
研究者看到别人使用了“无意”史料中的私人书信、日记或者其它史料，但在自己的研究中，并不明确说明自己史料的来源，而是直接隔过发现“无意”史料的工作，到原始史料中直接引用，好像这些史料的学术意义是自己首次发现，这都是不合学术规则的。在这方面，我个人以为主要靠良心和道德，外在的纪律和规则很难约束。比如你明明是看到别人的文章引述了一则日记中的材料，这则材料对你想要表达的思想有帮助，但你不说明是从别人文章中看到并获得了史料方向，而是直接找一本原书，把那条已有明确史料方向和意义的日记摘出来，并不加以说明。这样的情况，外行很难看出来，内行又不好明说。所以只能依靠学术良心和学术道德。古人论学早就讲过“当明引不当暗袭”的问题。“明引”是规则，“暗袭”是缺德。要发现“暗袭”还不难，但要明确说明“暗袭”并不容易。在“暗袭”问题上，“暗袭”者有比较开阔的辩解余地，学术上的事不像法律上的事，确实有只能意会不能明说的现象。其实，前几年《文汇报》上沈国威和冯天瑜的学术争论，也是因此引起的。关键在于，沈先生做的是原创的学术发现工作，而冯先生是利用现有的材料在做再阐释的工作。这些问题，只有完全相同领域的研究者才有体会。
网络使获得史料的手段发生改变后，同时也对学者的学术道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就是说，有些史源，如果研究者不自觉提示史源方向或者获得史源的初始方法，有时候我们会很难发现，特别是在研究领域不相同的情况下。
网络提示的许多史源虽然是公共资源，但在获取时，却有一个学术规则问题，也就是说，在网络时代，凡获得提示的史源，一般来说都应当说明获自何处，特别是网站、目录、索引性的史源，学者有自觉公开的责任，当然这主要依靠学者的自觉，是一种道德自律。
由网络获得目录、索引信息后，研究者应再寻访原书、核查原文，这在今后的研究中可能是一个基本方法。因为越偏僻的文献成为网络公共资源的可能性越低，所以研究工作中阅读原始文献还是一个基本的方法，不过网络使我们获取史源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了。
我们现正处在学术研究的转型时期，网络的出现，特别是网络搜索功能的发达，使学术研究在发现史料和使用材料方面的手段有了极大变化，过去看起来非常复杂的材料，在今天已变得非常简单，这里其实还涉及一个对学术的评价问题。这个问题，今天的学术界可能还没有清晰意识，就是说，出现在网络搜索器普遍运用前的学术作品，我们不能与网络搜索器发达以后的学术作品放在同一层面评价，因为这对作者的要求和考验是不同的。有些研究者不清楚此点，常常在叙述学术史时，指责有的研究者没有注意和利用相关文献，其实这是很不恰当的。网络出现之前与出现之后，对判断史料来源，完全有不同的尺度。有些材料今天极容易得到，而过去就极难，还有更多复杂的史料，只有真正从事过研究的人才能判断其间的甘苦。依靠原始阅读获得史料远比依靠网络获得史料更有学术贡献，也更有研究的趣味，我对此深信不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