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下，女性的社会角色被牢牢地束缚在家庭内部，女性的理想性格被紧紧地固定在温柔顺从一格。但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社会文化环境中，蒲松龄却塑造了一批别具色彩的女性形象，如《仇大娘》中的仇大娘，《俊夜叉》中的张二姐等。她们性格泼辣，敢作敢当，她们与传统的温柔贤淑型的理想妇女形象迥异，带有鲜明的蒲氏色彩，是蒲松龄对于中国小说史中妇女形象画卷的又一贡献。通过《泼的辩证法》，韩田鹿将带我们一起领略这些别样女子的别样风采。
经典个案 性情刚猛名声不好
在古人心目中，典型的理想妇女类型当然是贤妻良母。蒲松龄是受传统道德教育成长起来的读书人，这种传统的女性观念在他的作品中也多有体现。但是，在塑造了一大批这样的妇女形象的同时，蒲松龄还塑造了很多异常泼辣的妇女形象。她们与传统的妇德或有龃龉之处，但在蒲松龄看来，这些妇女同样有值得赞美的地方。曹植《陇西行》中有所谓“健妇持门户，亦胜一丈夫”的话，用来形容蒲松龄笔下的这类女性人物，十分恰当。
以《仇大娘》为例。从整个故事来看，仇大娘当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正面人物，但在她出场之前，作者却首先描述了她的种种不符合妇道的行径。她性情刚猛，动辄忤逆父母，以至于其父母已经“数年不一存问”。事实上，仇大娘的出场，也是与她并不太好的名声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小人魏名在害得仇家濒临崩溃以后，正是抱着仇大娘如果知道仇家的变故，一定会趁乱争夺财产的念头，才托人将仇家的情况告诉仇大娘的。韩田鹿认为，“通过书中的交代，以及别人心中的印象，我们完全可以猜想得到，如果不是仇家遭到一系列的变故，仇大娘肯定会以不好的名声终其一生。 ”
遭遇家变却有担当
然而，就是这个以传统妇道来衡量并不完美的妇女，在家族遭受巨大灾难的时候，却担当起了“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重任。仇大娘接到魏名的传话回到家里时，仇家正面临着空前的困境：家长仇仲在大乱中被强盗掳去，生死不明。仇仲的叔叔阴谋夺取仇仲的财产，暗地里将徐氏卖给他人，虽然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成功，但也将徐氏气得一病不起。长子仇福成亲后迷恋赌博，结果输得竟然要把妻子卖掉，姜氏为保住节操而自尽，幸亏被救了过来。尽管有县令做主，惩罚了作恶多端的买主，但姜氏发誓不再踏进仇家，而仇福为逃避责罚，也远走他乡。整个家中，只剩下年幼的仇禄与病倒在床上的邵氏相依为命。仇家已经是山穷水尽，何况还有小人魏名时时窥伺，准备落井下石。而仇大娘的出现，立刻使仇家的情况出现转机。
她先是将一纸讼状递到县衙，没有获得满意的结果，便又到赴诉郡守，直到被赌徒侵占的田产归还给仇家。仇大娘是在仇家几乎面临灭顶之灾的情况下出现的，她的出现，挽救了仇家的命运，对这个家族而言，她是真正的“时穷节乃现”的英雄。
非常时刻撒泼有理
韩田鹿认为，仇大娘之所以会取得这一系列的成功，其实都与她早先被大家认为是缺点的性格特点——“泼”有关。典型的淑女作派应当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更不要说抛头露面出入官府，与一帮光棍无赖打官司。而在整个官司中，仇大娘所表现出的蔑视一帮光棍的气势、灵活机变的头脑，特别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手腕，都令人叹服。
那一群赌徒听说仇大娘要去衙门告他们，不由得心虚，于是凑了十两银子，托人传话，愿意以此作为对仇福的赔偿，求她不要告状。仇大娘没有接受这个条件，银子却也不归还，而是以此为盘缠，最终告倒了这群无赖。仇大娘的做法，不乏胡搅蛮缠的意思。但面对这样一群坑人田产的无赖，再讲什么人之常情、什么“以德抱怨”的古训，就只能做让狼吃掉的东郭先生。对付恶人，以恶治恶的手段是最行之有效的。“这种手段，用之于常人常理，看起来不是那么光明正大甚至流于光棍无赖作派，但对付真正的无赖，也就只能如此。这样看起来，胡搅蛮缠算得上是一种极不好的缺点，但在非常情况下，却又可以起到许多正面品格所无法替代的作用。 ”
辩证分析 好与坏是辩证关系
传统的理想妇女形象几乎都是温柔贤淑型的。韩田鹿说，今天我们在评价一个妇女“泼辣”时，其中所包含的“有魄力，无顾忌”的些许欣赏意味，古代是没有的，并且在古代也找不到一个词能与今天的“泼辣”相当。为泼辣妇女叫好立传，透露出生活中的人物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归根结底，是因为蒲松龄对于生活、对于人物的深刻而全面的把握，以及对于自己感觉、思考的忠实，而不是为一种片面的理念禁锢了自己的头脑。而后面的倾向，在中国文学源远流长的教化传统下，为了实现作品的劝惩功用以实现自己的为传统文学观念所接受的价值，是很容易产生的。韩田鹿说：“其实，在真实生活中，完全是好或者完全是坏的人，不能说完全没有，比例也是大致差不多的，更何况所谓好与不好的判断，其实都是由某一特定处境下的人所做出来的。 ”同样的行为、品德，在一个环境下可以说是好的，但在另外的环境下，却未必是恰当的甚至是错误的。对于所谓的“妇德”问题，同样也可以这样理解。蒲松龄对于这一点，有着深刻而敏锐的把握，在蒲松龄的作品当中，生动地反映了这个饱含着生活的辩证法的见解。
韩田鹿认为，以正统儒家的眼光看来，女人对丈夫的柔顺无疑是一种美好的品德。然而，不分场合、具体对象的柔顺，在蒲松龄看来，却未必就值得赞扬。相反，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女人的“泼”更能起到一味柔顺所起不到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