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于上世纪20年代，见证近百年民族工业风雨的济南成丰面粉厂遗址
说起文化遗产，人们首先想起的就会是金字塔、雅典卫城、长城、故宫这些“名门望族”。与这些令人肃然起敬的古代文化遗存相比，刚刚过去的20世纪的遗产在文化遗产大家庭中最为年轻，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往往忽略它们存在的重要意义。
前年4月，国务院正式启动为期5年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也正是在这次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最大规模的普查中，一个不被普通百姓所熟知的文物遗存新概念——“20世纪文化遗产”被正式提出。文物专家的解释是：人们习惯把久远的物件当作文物和遗产，并对他们悉心保护。而面对只有几十年历史的东西，则不吝于淘汰和毁弃。相对于丰厚的古代遗产，近代遗产只有近百年或几十年的历史，但它们同样是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物证，承载了大量社会发展的信息。
在6月13日我国第四个“文化遗产日”到来之际，我们再次面对“20世纪文化遗产”这个话题。那么，究竟何谓20世纪文化遗产？目前世界以及国内的20世纪文化遗产的现状如何，山东和济南目前又是怎样的状况？当下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哪些，又有哪些认识和观念亟待转变？记者近日采访了国内及省城有关专家学者。
举世闻名的悉尼歌剧院1981年曾和悉尼港大桥及周边的悉尼港航道一起整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当时世界遗产委员会以“作为一座竣工时间不足10年，建筑设计者尚且健在的建筑作品，悉尼歌剧院还无法证明其自身具有杰出价值”的理由予以否决。虽然申遗未果，却引发了人们对20世纪人类遗产的重新审视和思考。2007年，悉尼歌剧院终于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时的它只有34“岁”。
近几十年来，人们对文化遗产的理解和认识日趋全面科学。目前《世界遗产名录》中的20世纪遗产已有30余处，如独具特色的建筑物、著名艺术流派诞生地、工业厂房和景观等。甚至“9·11”恐怖袭击后世贸双塔残存的一段楼梯，也被美国国家历史保护基金会予以保护下来，成为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唯一物质见证。
同较早的古代遗产相比，20世纪文化遗产同样是具有代表性的人类文明的产物，是人类文明创造的历史见证，具有历史、科学、文化、社会、精神等方面的重要意义。近年来人们对此认识逐渐深刻，保护20世纪文化遗产已经成为世界共识。
近代遗产，特别是同古典现代风格相联系的各类古迹遗址，是人类共同遗产中不容忽视的部分。20世纪文化遗产相对于更古老或更传统的遗产而言，较少得到人们的认同和保护。同时，面对数量庞大的该类建筑物或建筑群，如何加以选择，建立和运行保护和修复体系也是一个难题。
世界范围内，对20世纪文化遗产价值有所认识也并不久远。1986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向世界遗产委员会提交了“当代建筑申报世界遗产”的文件，随后，一系列关于20世纪文化遗产的会议相继召开，许多国家也纷纷作出积极反应，开始从战略角度强调20世纪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20世纪文化遗产的概念也从房屋建筑拓展到其他领域的人类创造，一些存在仅数十年的城市园林、体育场、飞机场、纪念碑、雕塑、工业中心、供水系统、港口码头、海上石油钻探平台以及粮仓、铁路、生产线等也同样得到了尊重和保护。
国家文物总局局长单霁翔介绍，近10年来，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20世纪文化遗产数量不断增多，其中既包括出类拔萃的建筑物，如歌剧院、音乐厅、市政厅、医院、广播电台、住宅、城堡、别墅、公墓等，也包括独具特色的城镇、布局合理的大学校园、著名艺术流派的诞生地，以及昔日举足轻重的工业厂房和景观等。他说，巴塞罗那20世纪初由高迪创作的奇异的建筑作品，融汇了诸多设计风格元素，形成了独特的建筑个性，早在1984年就已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特拉维夫创建于1909年，城中4000多座建筑大多建于1931—1956年间，由在欧洲培训的建筑师设计而成，2003年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专家认为，20世纪文化遗产是“传统”与“现代”的组合。同较早的古代遗产相比，20世纪文化遗产同样是具有代表性的人类文明的产物，是人类文明创造的历史见证，具有历史、科学、文化、社会、精神等方面的重要意义。近年来人们对此认识逐渐深刻，保护20世纪文化遗产已经成为世界共识。
我国对20世纪文化遗产实施保护的观念形成较早，近年来在全国各地保护理念进一步明确，并积极通过地方立法推动工作实践。
著名古建筑保护专家、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罗哲文介绍，我国1985年加入世界保护文化遗产公约，“从那以后我们的相关工作做得还不错，其中也包括20世纪以来的文化遗产保护。现在我们列入名录的文化遗产已经处于世界第三位。”他介绍，实际上我国针对20世纪文化遗产实施保护的观念形成较早，最初以保护“革命文物”起步。1956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在农业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要求“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对历史和革命文物遗迹进行普查调查工作”。随后，一批革命遗址和纪念地相继列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大量革命文物得到妥善保护。
1961年，国务院颁布《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并公布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80处。其中，将“革命遗址及革命纪念建筑物”作为第一类别，共33处，其中绝大部分为20世纪文化遗产，特别是建成仅4年的中苏友谊纪念塔(1957年)和建成仅3年的人民英雄纪念碑(1958年)也列入其中。
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总则中规定的受国家保护的文物，包括“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和著名人物有关的，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和史料价值的建筑物、遗址、纪念物”，为以20世纪文化遗产为主要内容的近现代遗产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1996年国务院在公布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采用了“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的类称。在已经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也有“近现代”这一类型。
单霁翔也介绍，近年来，在全国各地，20世纪遗产的保护理念进一步明确，并积极通过地方立法推动工作实践。2002年，上海市人大常委会通过条例，将列入保护的优秀历史建筑时间标准，由原来的“1949年以前”，扩展至“建成使用30年以上”。此后，北京、南京、深圳等地相继也开展工作，一大批20世纪遗产被纳入保护范围。当前正在进行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也将近现代史上的重要遗址、代表性建筑和工业遗产等项目列入重要的普查内容。
去年4月，第三届中国文化遗产保护论坛在无锡举行，主题就是1901年—2000年一百年间“20世纪文化遗产保护”，旨在加强对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会上专家指出，文化遗产保护不能“厚古薄今”：20世纪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变化最快的时代，20世纪文化遗产直观反映了人类社会变迁中这一最剧烈迅速的发展进程。虽然20世纪文化遗产与我们相距只有百年，但“20世纪文化遗产记录着一个时代的特色和精神，如果我们身处宝山而不自知，不把其中最珍贵的部分保护下来，其承载的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信息将会受到损失。”
济南乃至山东同样拥有丰厚的20世纪文化遗产，有关方面已经做了大量保护工作，但是任务仍然非常繁重，观念的转变尤为重要。
作为历史文化名省与名城，山东、济南拥有丰厚的文化遗产，近代文化遗存也为数众多。市文物局局长崔大庸介绍，近年来市里也一直在做着相关保护工作，比如对一些新中国成立前老建筑的保护等等，“最近20世纪文化遗产的概念变得越来越宽，范围越来越广，这也是一个我们认识不断提高的过程。”
崔大庸介绍，在保护近现代文化遗产方面，山东一些地市已经有不少成功经验，比如烟台的张裕酒厂、青岛啤酒厂，都是将一些老厂房、老设备保存下来建成博物馆。“济南也做过类似的尝试，并取得一定成绩，比如曾作为济南地标、在全国也已经为数不多的跳伞塔，就保护得很好，已被列为市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
他说，尽管已作出了一些努力，但是和国内其他城市相比，济南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很多地方的做法都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广州的造船厂旧址、无锡面粉厂旧址保护，都做得很好，不久前沈阳又整体将炼钢厂打造成博物馆，而济南至今还没有大的项目”。他同时说，“济南在这方面还有一些资源，应该有所作为”。
说起济南的近现代文化遗存，市考古研究所所长李铭说，多年来他一直关注20世纪文化遗产问题。他介绍，济南有大量的近现代文化遗存，但很多因为没有受到重视而逐渐消失，“曾经是全国最大浴池的铭新池、泉城路宏济堂药店、老山东剧院、老火车站、辛铸九故居，还有刚刚被拆掉的中国电影院，都已经不复存在。还有大量的‘文革’遗存，如影壁式语录牌、大型标语、毛主席塑像等等，还有很多水利设施、军事设施、经一路工业遗产……现在也都看不到了。”
李铭说，失去的再也找不回来，当务之急是那些值得保护的，不能再因为一些眼前利益而失去：济南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一些工业遗产，上世纪20、30年代济南的工业与上海、武汉、天津齐名，在全国都名列前茅，现在的成丰面粉厂、机车工厂、裕兴化工厂等，都是珍贵的历史遗存；日军侵华时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地，如蔡公时殉难地、日军细菌部队用房、关押中国人的几大公馆等等；解放战争遗留下来的建筑物，包括周边县市区的纪念碑、陵园、墓地等等；还有一些特殊建筑，如电楼、水塔以及泉城特有的民居、河道、泉池、青石板路等等，“这些东西看似平常，但蕴含着丰厚的文化内涵，是珍贵的社会记录，不能再失去了。”
在李铭看来，现在最重要的工作是观念的转变，“对一个城市的历史来说，具体的承载远大于空头的宣传。很多人认为几十年的东西没有必要保护，但历史的发展是一个环环相扣的链条，每个时期都有它的价值。我们必须树立保护的观念。”崔大庸同样指出，对近现代文化遗存的保护要全社会形成统一认识，“这不仅仅是文物部门和专家学者的事，开发商要承担起应有的责任，规划方面也要作出合理的避让。”
20世纪文化遗产保护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前沿课题；20世纪文化遗产有其独有的特点；“保护”并不意味着将其“束之高阁”而是“合理利用”，专家为此积极建言。
保护古代文化遗产已经成为全社会共识，而20世纪文化遗产往往因年代较近、数量巨大而不被珍视。单霁翔认为，20世纪文化遗产也是文化记忆的摇篮，必须予以充分关注。单霁翔为其归纳了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种类繁多。20世纪文化遗产既有反映重大历史事件和杰出人物的遗迹，也有反映不同流派特点、艺术风格和时代精神的建筑，包括各种风格和功能的建筑，城市聚落，路桥、水利设施、港口、大型工业中心，以及考古或纪念场所等。
二是风格迥异。植根于近现代中国的百年风云。如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建筑群、上海外滩建筑群、南京的政治性建筑等。
三是功能延续。由于20世纪文化遗产形成年代较晚，因此许多20世纪建造的房屋、厂矿、商铺、道路、桥梁以及各类纪念物等，至今仍然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与古代遗存不同，20世纪文化遗产往往是功能延续着的“活着的遗产”。
四是内涵丰富。20世纪文化遗产见证了国家和民族的复兴之路，凝聚着各个时期爱国志士、革命先烈们的崇高理想、信念、品德和情操，形象而直观，具有强烈的感召力。例如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南泥湾军垦区遗迹。
相对于古代文化遗产保护，20世纪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刚刚起步，有很多问题有待于人们认识和解决。同时，在受法律保护的文化遗产中，20世纪文化遗产所占比例很小，在多数地方，这一保护行动尚未开始。如果没有清醒的认识和公众的支持，20世纪文化遗产必然会面临比早期文化遗产更严峻、更危险的局面。
山东省意匠建筑设计有限公司董事长、市规划委员会专家委员刘奎说，“遗产”本身是个宽泛的概念，不能被简单量化，达到多少年的才可以被保护，“只要反映过去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当中任何一方面的特点，都有被保护利用的价值。”他表示，由于近年来的法律法规建设，国家挂牌的一些文物古迹已经被完好保护，当务之急是那些大量的没被列入保护名录、人们对其价值认识不足的建筑遗存，它们很容易就成为现代城市建设的牺牲品，“最典型的就是济南老火车站”。
刘奎为保护这些近现代文化遗产提出了一些建议与思考。他说，保护20世纪文化遗产，要进行科学评估与合理利用。20世纪文化遗产保护不仅面对大量专业性强、科技含量高的新型对象，而且必然突破文化遗产保护原有的体系和格局，为保护工作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如果保护理念方面出现偏差，必然造成实施方法和技术的千差万别，甚至导致“建设性破坏”或“保护性破坏”。因此，寻求与文化遗产资源可持续利用相适应的20世纪文化遗产保护的技术和方法，就显得格外迫切而重要。
由于绝大多数20世纪文化遗产仍处于日常使用状态，使用中会进行修缮和内部更新。因此，他认为应该对维修措施、更新尺度提出明确要求，形成具体的保护目标。
刘奎说，对20世纪文化遗产，“利用中保护”是最好的办法。保护20世纪文化遗产并不意味着将其束之高阁，恰恰相反，只要合理利用，这些遗产就会有人关心，就能得到及时维护。例如将老厂房打造为创意中心就是一个成功范例。北京“798”是有着50多年历史的工厂区，目前已成为北京最有魅力的文化创意产业基地之一。2008北京奥运会沙滩排球场，选址在北京朝阳公园内的北京煤气用具厂旧址上，旧厂房被改造成贵宾、运动员及赛事管理、安保和媒体用房，一些原有的锅炉也被保存下来成为景观。这一设计方案既保存了遗产，又体现了节俭办奥运的精神。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上海的“8号桥”创意产业园、杭州的凤凰o创意国际园区、南京的世界之窗软件园等，都为老厂房赋予了新的生命。
令人欣喜的是，济南已经全面启动“20世纪文化遗产”保护。去年，济南市下发有关通知，明确提出：今后济南市将加强“20世纪文化遗产”保护，积极引导对20世纪文化遗产的合理利用，规范对其改造和功能转换，避免不当的干预或使用，以便更好地保护好这些“活着的遗产”。而一些有识之士也已经在做着类似的工作，实施了纬六路老洋行平移、经二路商埠区改造等老建筑保护措施，不久前山东建筑大学也成功进行了纬一路小洋楼的长途搬迁。崔大庸说，要看到人们在这方面的认识在不断提高，每年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都上交不少建议或提案，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上有不少很好的建议和提案。但是刘奎说，现在这些近现代文化遗产的保护力量还很弱，仅凭个人或者企业出于某种情感、认识去做是杯水车薪。从源头出发，从决策者的意识出发，才能真正把保护工作做好。
历史并不是遥远的东西，我们每个人都身处在历史的演进之中，而一座城市的建设也不仅仅只是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有的时候更为重要。身在这座城市里的每一个人都有义务担当起自己的责任，让重视文化成为一种常态，不仅仅是某一部分人，也不仅仅只是在文化遗产日到来之际才关注这个问题。正像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所言，在20世纪刚刚过去的时候，我们就应该从文化传承的高度看待100年内的文化遗产，不要在我们刚刚转身，文化链条就在身后发生断裂。
撰文/记者 李雪萌 摄影/记者 林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