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在经历了20世纪的重创剧痛之后，其未来的命运又将如何？中国要建设现代的、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应如何处理时代精神和传统精神之间的关系？在民族虚无主义与民族文化保守主义的对立之间，我们的抉择，是不是注定要倒向一边？这一系列的问题关系到当代中国文化的定位和重建。前现代传统已经逝去，现代文明的不和谐已经显露，后现代文明已见端倪。处在三种文化状态并存的局面下，我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后现代文明的构建应该是传统与现代的互补。上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所谓的海派文明其实就是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结合。
传统在构建新的文化体系中无疑是发挥作用的，任何一个文明的发展都不能与其传统完全割裂。要发挥传统的作用，首先必须建立在对传统文化的正确解读上，否则便是对传统的滥用。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教为本位的，儒教与皇权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随着封建君权制的垮台，儒教所信奉的“天地君亲师”也失去了原有的地位。现在有些人提出要复兴儒教之类的话只能是一种空洞的谰言，失去了政治保证和制度支撑的儒教是无法重建也不应该重建的。但是既然儒教是传统文化的主体，我们继承传统时对儒教问题则是无法回避的。问题是我们怎样不恢复儒教但又吸收儒教的某些合理成分。我觉得答案只能是继承儒教的形式而非其本质，就像儒教现在在海外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生存、活动一样。其实，在海外，儒教严格来说不是真正的儒教，因为它的核心不是天地君亲师，中国继承儒教传统可以以此为参考。
那么，如何继承传统呢？我们的几代学者一直都在孜孜求索：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到梁漱溟、熊十力，均大力发扬陆（象山）王（阳明）心学及其致良知精神；冯友兰和金岳霖致力于新理学的建构；章太炎又追求儒释文化哲学的融合……但是现代有些人对传统文化的误解却是显然的，他们对传统文化只是断章取义，甚至想当然地理解，比较集中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宇宙观上对“生”的崇尚；二是社会观上对“家”的爱戴；三是人生观上对“德”的追求；四是思维方式上归“和”的倾向。根据这些误解，他们开始发掘“优秀文化”的现代价值，比如说保护生态与环境意识；合理增长人口意识；人道意识；天人和谐意识等等。姑且不论这些“优秀文化”是否真能为现代社会继承，真能对当代文化产生影响，这些“优秀文化”的正确解读却是一个前提性问题，如果前提不正确，这就毫无意义，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就以“和谐”来说，许多人认为中国古代所提倡的“天人合一”观念就是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精当概括。类似的话诸如：“在全球性环境危机的逼迫之下，华人学者基于对西方主客二分的哲学思维的反思以及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总结，日益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观念，将之视为对治人与自然严重对立的精神良药。”［1］38 又如，“中华文化中有贯穿始终的‘天人合一’、‘天地人相参’、‘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和‘仁民爱物’的大化悟性，违背了大化的生生之德，我们就会遭到形形色色的‘天谴’与‘天罚’，即自然界的报复。” ［2］再如，“在天人关系上，主张人与自然的调和、协和、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不仅作为中国文化主干，而且后来也成为东亚区域性学说的儒家学说和道家学说，都有‘天人合一’的观念。”［1］38 没错，人和自然的关系是当代中国主要的哲学问题，我们到传统文化中找相关的根据也没错，可问题是他们所找的根据——天人合一，是否包含了这层意思。进而我们还可以问，在古代是否也有这方面的影响。我们首先解决第一个疑问：天人合一在古代究竟是什么意思？我遍查了四库全书上所有与天人合一相关的链接，没有发现一条是说人与自然合一或人与自然和谐的。
“天人合一”这个词主要出现在《周易函书约存》中。书中多次提到“周易为天人合一之书也”（《周易函书约存》卷一、二、三、四、十一、十三、十四等）；“周易为天人合一之道”（《周易函书约存》卷一）；“洪范之与周易同是天人合一之理”（《周易函书约存》卷十一）。《周易》主要是一部占卜之书，是一部以卦爻词来演绎世界的书，所以天人合一也应该是讲大道乾坤、万物滋生之类的意思：“寻常尽说易是穷理尽性至命之书，自今观之卦爻辞何处是说性命，殊不知有形而下之器便有形而上之道，有至著之象便有至微之理，如乾元亨利贞便是从乾道大通而至正上来，坤利牝马之贞便是从阳全阴半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上来，乾岂不是性命耶，是以学须见到天人合一处。”（《易经蒙引》卷一上）“上章易书是方去作易，此章易书是作成之易。通就爻说明天人合一之□广指坤大、指乾悉备、指乾坤中所有暗含人道说。一曰广大者体统浑论悉备者。”（《周易函书约存》卷十六）这里虽然不可能穷尽古代所有关于天人合一的注释，但可以肯定的是，古代的天人合一绝非是指人与自然的和谐。
其实，我们古代的许多概念都是在儒教环境下展开的。天人合一也是，笔者在四库全书中查到的关于天人合一的文字都出现在儒家经典中。彭永捷的文章中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在题目中就反映出了要寻找天人合一的宗教哲学基础，可惜的是他把这方面的内容和人与自然合一看作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仅没有剔除本该没有的人与自然合一这方面的思想，并且大有把宗教哲学基础置于其下的意思，因为在他那里“人与自然的调和、协和、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再后，他还把这个基础也理解错了，他认为，“天人合一”观念的哲学基础，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主客合一，其二是天人合德。他说：“儒家所讲的‘主客合一’，绝非主体与客体的消融与泯灭，而是在价值上，实现人与天、地的三者合一。”他自己也引用了所谓的人“与天地参”［1］39 ，“人位乎中与天地参矣”（《周易经传集解》卷三十三）这样的话，既然这样，天地人如何实现他所谓的价值上的合一，何谓合一？他强调天人合德，没错，儒教中确实有这方面的思想，“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周易注》卷一）。但是，在这方面他只是匆匆略过，没有深入说明。
天人合一是要在儒教环境下考察的，天人合一的天就是指的儒教之天，是儒教的至上神，或称天帝。《左传•隐十一年》说：“天祸许国。”这个“天”就是指“天帝”。至于“合一”应该更多的是一个统一或匹配的问题，不会是合二为一，至于和谐之义也是没有的，天人合一应该讲的就是人与天如何统一或人和神如何会通的问题。至于如何会通，在哪方面统一，在天人合一这个字面上还看不出来，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天人合一侧重讲的是天人关系或人神关系，更专业一点说是“究天人之际”（《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二十四）。
我们说《周易》是一部占卜书，其实也可以说它是一部致力于研究天人之际的书。《汉上易传》就说：“卦有反合爻，有升降，所以明天人之际，见盛衰之理焉”（《汉上易传》卷一）。那么，如何究天人之际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