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教育界和学术界不断传出令知识分子斯文扫地的丑闻，刚刚又听到山西大同大学教职工为了享受福利分房而闹假离婚的消息。
假离婚之类事情在世界范围内并不鲜见，研究公共政策的都知道，税收政策、救济政策、住房政策和就业政策等等，如果设计不合理，最后都可能导致离婚率和同居率上升，虽然政策制定者的本意是为了“促进家庭稳定或保护没有家庭的人士”。所以，大同大学教职工的所为，本身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更同斯文扫地没有多少关系，只要有关方面制定政策时仔细一点，合理一点，完全可以让教职工们避免尴尬的处境。
真正成问题的是，现在社会上动不动就给知识分子戴帽子，别人做了没什么，一旦有知识分子卷入其中，大帽子马上扣上来，舆论大哗，好像真出了什么大事。时到如今，知识分子真的还是一种特殊身份？知识分子真的还承担着全社会的道义载体的责任？知识分子真的还如此神圣不可亵玩？
在功利主义的大潮冲击下，中国的各行各业几乎没有不拜金的，光是媒体上天天排队曝光的贪官污吏，就证明了这一点。尽管如此，公众还是出于或清醒或糊涂的观念，希望知识分子保留一丝“纯洁”或“贞洁”，不要那么随波逐流。这样的想法可以理解——越是自己在污泥浊水之中不亦乐乎，越是珍惜眼光所及还能看到的一点洁净，这也是人之常情，为的是通过反射获得虚幻的良心安宁。
在这样的心理基础上，当今社会上出现了一种真正的流行和时尚，就是拿知识分子的“堕落”说事乃至取乐，而那些为了分房子而假离婚，置神圣的爱情和法律于不顾的大学教职工们，也确实自甘堕落而活该遭人取笑。
然而，平心想一想，要一个人或一个群体能顶住物欲的诱惑，在各种正当不正当的利益面前，守住道义、良知和人格的底线，是需要条件的。这些条件首先不是物质生活，否则颜回吃大饼喝冷水安贫乐道就没有任何值得说道的地方了。孔子主张，人之为人，就在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物质生活好好的，还有什么不能“乐道”的？但乐道之所以值得称道，就在于孟子所说的“贫贱不能移”。个人顶住拜金主义的冲击，不听从功利主义的因果律，不做“理性人”，“不为五斗米折腰”，靠的是自由意志，也就是康德讲的“内心的道德律令”。
问题是，当大众要求知识分子顶住拜金主义浪潮，成为良知和操守的承载者时，却从来没有考虑过，作为良知和操守的最后支撑，知识分子的“自由意志”如今是否还有立足之地。
眼下，在大多数高校和科研机构里，知识分子像奶牛一样被规定每年要完成几篇论文、发表在哪里，出几本专著、由哪里出版，接几项课题，还分纵向横向，而刊物本来有限，版面费交易形同农贸市场，书号贵于黄金，课题立项又系于某位小吏的一时心血来潮。更不用说学术圈子已经行政化，官员学者或学者官员对科研人员动辄颐指气使。不吃嗟来之食的，几乎就得断顿，哪里还有“自由意志”可言，哪里还能接受到“内心的道德律令”？
一方面把自由意志的空间压榨干净，一方面又要知识分子听从“道德律令”，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怎么能打这样的如意算盘？正如奶农因为不肯掏钱买精饲料而导致牛奶蛋白质含量不够，只能加三聚氰胺来做假，知识分子因为自由意志没有立足之地，就只好拿斯文去扫地。当社会不能保证知识分子有“自由意志”来听取“内心的道德律令”之时，任何对斯文扫地的惋惜、遗憾乃至愤怒，都只能是一种故作天真的矫情甚或“我请客你买单”式的伪善。
行文至此，正好有记者采访，称“范跑跑”回到原来任教的学校重操旧业了。被问及其人是否有道德资格做教师时，我一时竟答不上来，因为，在弄明白“范跑跑”是否有资格之前，先得搞清楚这个行业是否还有门槛。
斯文既已扫地，学校何来门槛？愿者自便！
（作者顾骏 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