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学”的关注近一年来在中国以至全球都有越来越热的趋势。有消息说，目前世界范围内已经有40多所学习中国文化的、以中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儒家学说的代表人物孔子命名的学校－－孔子学院。中国政府宣布要在海外设立100所孔子学院。
“国学”一般指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包括哲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语言学等。“国学”这个称谓是上世纪初为区别于当时在中国逐渐兴盛的西方文明的“西学”而出现的。对于普通人来说，国学受关注最多的可能是中国的儒家、道家等学说。因为其在中国有着长达几千年历史的封建社会时期一直处于近似于“国教”的地位，进入上个世纪以来，国学的命运可谓起伏跌宕。其中尤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所受到的冲击最为激烈。在这次运动中，以道家和儒家思想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被当作封建糟粕再次受到批判和摒弃。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在人们对历史的反思和整理中开始重新显现。从九十年代开始，学习“国学”的热潮兴起并逐渐升温，从最开始的儿童读经书（指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作品，如《三字经》、《论语》、《老子》、《庄子》等）热，发展到在大学里开办国学班、国学院，人们对国学的追捧似乎在逐步地升级。
据报道，“国学”热从去年底开始再次升温。中国著名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11月办起“乾元国学教室”（有媒体称其为国学老板班），尽管一年学费高达2.4万元（约合3000美元），招生指标仍然供不应求，很多企业老总坐着飞机到北京参加国学班“闻道”。中国人民大学则成立了“国学院”并从去年开始面向全国招生。至今，国内几乎知名的文科高校都开办了国学班。
今年以来，北京大学哲学系又推出了“手机国学课”，手机用户可以像订制新闻、天气预报一样订制国学短信。“国学短信”不仅有“经史子集”中的精髓语句，还会有国学大师们的剖析解释。国学短信一个月订制费用10元钱，一天能收到一条短信。另外，一些培训机构也开始举办国学讲座，在中国南部城市广州、深圳一下子出现了四五家“国学”培训机构，讲述国学在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实际应用。这些培训班的时间从几天到几个月不等，收费金额从几千元到上万元人民币。
关注国学本是件好事。但热捧国学中出现的一些现象引起了人们的争议。国学的复兴及传承有赖于教育，这是不争的道理。但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采取何种方式来传承，是各种争论中的焦点，是让国学像过去一样回到书斋、回到学院中去，还是必须让它和现实应用相结合？复兴国学到底要从国学中学到什么？
国学热的形式并不重要
北京《文化博览》杂志社总编辑秋子：客观地讲，国学的传承，在过去是通过私塾、书院和家族祠堂等，佛学则是通过寺庙，但今天这些社会体制已不存在了，我们靠什么来传承？今天是市场经济，社会体制发生了很大转变，国学离现实生活愈来愈远，做好国学教育，补上国学这一课，使它尽快回到现实生活，回到民间，当是国学重焕生命力的关键。至于教学方式、高收费等问题，恐怕属于细枝末节了，我们没必要去纠缠不休。用1973年出生仍拖着青春尾巴、中国国学俱乐部的创始人王正伦的话讲，既然大家目前还不知道哪种方式是最好的，为什么不宽容一些，让我们来做尝试呢？
宽容，本来就是国学的重要内容。需要探讨的是，在现代企业追求与传统文化提倡的东西相冲突的情况下，我们是否应该冷静地研究如何把国学和经济活动结合起来，尽快总结出一套适合时代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和形式？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吴相洲：大众关注学术本身是一个社会的进步，因为人们的需求不一样，包括爱看“超女”，或者去听“百家讲堂”，都是不同的需求。很多大众要能关心到学术，包括各种讲堂和活动，就是一件好事。
国学现在只有北大和人大两家国学院，网络媒介中有一个国学网，还有刚开通的百度国学频道，它们肩负责任重大。说具体一点就是梳理中国固有的学术，发扬民族优秀之精神，倡导国人生活应有之方式。
咱们说国学研究的是传统文化，但最终归根到目的上，是文化传统。什么叫传统呢？传统跟文化不是一个概念。传统是一个流动文化，是过去有的，现在仍然起作用的东西，这叫传统。传统就是人的生活方式。我们研究国学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人们怎样生活，实际上是一种活法。这是国学的最大意义。
现在国内有不少国学研究机构，各地也办起了很多国学试点教育。出发点就是传承国学。
《北京晨报》撰稿人代小琳：人们对阳春白雪的国学采用一些“通俗”方式颇有些难以接受。其实大可不必。就拿“短信国学课堂”来说，既然我们承认国学的智慧，并且呼吁国学回归社会的声音越来越盛，那么，凭借现代化通讯手段，将北大哲学系教授们自身对国学语录的感悟传达给大众，而且收费并不离谱，无疑是值得赞赏的好事。
短信本身没有错，我们需要的是政府主管部门的依法严格管理，是运营商、内容提供商等主导者的自律和社会责任感。如果能够搭建起健康有序的短信平台，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得到一个多赢的完满结果－－就拿国学短信课堂而言，运营商与高校的收益不言自明，而每天得到国学语录熏陶的手机用户，也自是受益匪浅。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汤一介：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有两次国学热。第一次是1992年左右，在高校中，国学在学者中渐渐复兴。而现在是第二次国学热，这是全民学国学，国学走出了象牙塔。企业家也开始学国学，中小学幼儿园开设读经课，21世纪后对国学的弘扬开拓起来了。我认为，用短信来推广国学对国学的普及有重要意义。
国学产业化会让复兴国学走上歧途
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楼宇烈：如何在传承中发展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个根本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在当前国学热中面临的一个问题。现在许多国学教育为了谋利，将对象瞄准的是社会上的老板阶层。这势必牵引着国学走向文化产业之途。这提醒我们千万别将国学热当作一种时尚来追赶。
上世纪初国学的涌现是从我们民族文化自身发展的需求出发的。国学的兴起是反思西方文明所产生的问题，同时也是在与反思传统文化相交织下产生的，它主要是为了提升自己的文化主体。因而，从其出发点到所提倡、号召的，不管是形式内容，都是非功利的。
但是我们当前的国学热却有不同。国学热中的某些形式内容恰恰是考虑了功利性的。比如说使中国的管理更具有一些中国的色彩，于是国学便渗透在这样的需求里，因而势必使其带有功利色彩。这时的国学便是作为一项文化事业在运作。
在我个人看来，推出手机国学短信确实是一种文化产业的运作，这是将国学的基础知识嫁接到现代技术后产生的，这也可视为我所提及的国学是一文化产业的佐证。
当前我们应该看清的是，国学热究竟是一种表象还是我们在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主动寻求。
应该说，国学的出现是在我们认识到了在现代化国家寻求过程中，光靠西方文明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而光靠传统文化也不行。它的应势而生完全是因为在现代文明下人的物化、异化等现象的出现。因而，真正的国学解决这种矛盾便能起独特的作用，而这样的国学也就不该以功利追求为目标。
北京学者徐友渔：坦率地说，我对目前国学热种种现象中最不满的就是那种超过追求和传授知识的倾向，那种大肆鼓噪和炒作的态度。现在在“热”中推涛作浪的许多人，只是长于言辞而躲避埋头苦干，他们热衷于发宣言、开会、搞对话录或访谈录，更有甚者，热衷于搞什么“会讲”、“峰会”，为种种开张、庆典、忌日办红白喜事。这哪里像儒学弟子，简直就是公关人员、推销员或电视节目主持人。
还有些在“国学热”中崭露头角、冲锋陷阵的人，动辄出口伤人，言辞之粗暴完全看不出是曾经受过诗书礼义的熏染，与孔夫子“文质彬彬”的教导有一丝关联。
目前的“国学热”还露出商业化炒作和牟利的苗头，这也是令人不安的。比如，北京大学哲学系开办的“乾元国学教室”，其成员多为企业老板，一年的学费为24000元，这就和古代圣贤教导的“正其谊不计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背道而驰。从成本计算，每月上一次课无论如何不应当是这种天价学费，那么，我们只能这样理解：从办学方来说，是在谋取不合理的、惊人的利益，从交费方来说，是用大把银子博得虚名。
至于最近成立的“中国国学俱乐部”，则明显是趁国学热火而打劫，搞的是“文化搭台，利润挂帅”的俗套。此俱乐部扬言它的学员必须是企业家或企业的中高层管理者，开设的是专门针对企业管理者的课程。我不知道这是一个国学班，还是打着国学幌子的赚钱班，盗名窃誉班。它能援引什么国学资源，传授什么国学知识？难道是孔子的教导“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抑或“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吴明：国学不是光会背几个句子就能懂得的，也并不是为了附庸风雅而学习的。靠手机短信来了解国学的一些经典名句，只是了解，如果要真正学习国学，还必须要好好研习经典。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魏树：如今正在兴起国学热，这当然是好事，但学国学不是凑热闹。如果学习，应该认认真真地去学。一些机构也不能靠“国学”来进行商业炒作和牟利，这样与国学的内涵是不相符的。
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袁行霈：国学是几千年积累下来的内容十分丰富的学问，不要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它。如果仅仅满足于从国学中寻找某些对工商管理、金融、经济、公关等等有用的技巧和方法，那就太简单化了。
首都经贸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MBA教育中心主任戚聿东：国学培训，不要指望老师能给予企业什么具体的解决办法，国学的价值主要还是对管理者价值观的改变，属于启迪层面，而不是具体的方式方法。力图从国学中提炼出具体管理方法的本身就是一个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