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逊
近日，读到郭庆祥先生的大作《庸俗的清宫皇家收藏》（《文汇报》8月29日“鉴藏”版）。文章的中心观点是乾隆是位“色厉内荏、虚伪阴狠”的封建专制皇帝，他的“收藏”自然也“专制”和“极权”，具体表现在“刚愎自用、真假不分”，“夸示炫耀、糟蹋艺术”，“好大喜功、滥用财力”等多个方面。而且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连著录古代书画的《石渠宝笈》也一起遭炮轰质疑。郭文提出不迷信清宫皇家收藏，这有它合理正确的一面，但文章对清宫皇家收藏和《石渠宝笈》的总体评价是典型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显示了一种盲目的“文化自傲”。而文章随意乱贴政治标签的做法，也是学术研究之大忌。
说乾隆“文化专制”，这完全正确，我们还可列举出更多更确凿的历史事实；但由此引申出乾隆的收藏也“专制和极权”，再由此扩展到整个“清宫皇家收藏”，并以“庸俗可笑”四字以蔽之，恐怕于情理和历史事实都不符。
其实，所谓“清宫皇家收藏”，不只是乾隆个人的行为，而是历代皇家收藏的传承和积累，是前代和本朝艺术精品的汇聚和集大成。由于皇家的特殊地位，其周围总是可以积聚到一批当时最有才华的艺术家和鉴赏家，因而其收藏自然囊括了传世最优秀的作品。虽然这些艺术家和鉴赏家难免会跟着皇帝的个人喜好打转，“做些歌功颂德的马屁文章”，但他们毕竟代表了那个时代创作和鉴赏的较高水平；虽然乾隆本人的艺术趣味不算很高，鉴赏水平更是有限，但也不至于低到“庸俗可笑”，乃至于蠢到“买椟还珠”；虽然皇家收藏中也会吃进一些赝品和平庸之作，但总体而言它是传世精品中一座最丰富的宝藏。即如《石渠宝笈》，我们尽可以对其中一些著录重加考订和分析，但它的历史文献价值岂可一笔抹杀？仅凭一些似是而非的推断，就给清宫皇家收藏贴上诸如“专制”、“极权”和“庸俗”的标签，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因为乾隆是专制皇帝，因而他的收藏和整个清宫皇家收藏也都“专制”和“极权”，那么历史上的帝王哪个不是专制皇帝？推而广之，历代皇宫内府收藏岂不都是“专制”和“极权”的衍生品？哪还有什么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可言？其实，“专制”和“极权”是政治层面的概念，和艺术品收藏的高雅和庸俗并无直接的关系，也许正是因为其“专制”、“极权”，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皇土”，天下的艺术精品才大都入其囊中。不仅中国如此，世界各国的皇家宫廷收藏也都是如此。
郭文讽刺迷信《石渠宝笈》和清宫皇家收藏是反映了这些收藏者的“文化自卑”，其实俯视和藐视更反映了当下某些收藏者盲目的“文化自傲”。“文化自傲”和“文化自卑”同样不足取，因为在“文化自卑”的背后，作祟的是对古人和皇家的盲目崇拜，而在“文化自傲”的背后，潜藏的是对历史的虚无态度。
任何艺术品收藏都必须经过时间的考验和历史的淘汰，这是古今通则。清宫皇家收藏和《石渠宝笈》著录的，大都是经过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历史淘汰而积淀下来的精品，即便其中有平庸之作，其历史文物价值也已使作品变得沉甸甸。而被当下某些炒家标榜和炒作的某些所谓的“当代大师”作品，最终也并未经过历史的淘汰，谁能保证它们的价位永远“翻跟头似地往上涨”呢？依个人浅见，被当下某些炒家高调收藏的某些“大师”精品，肯定有相当一部分要被历史淘汰掉，而被郭文指为“庸俗”的“清宫皇家收藏”，再经历史的风雨，也会更加彰显出它独特的历史文物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