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著名学者、吉林大学教授木斋在海南儋州首届东坡文化节论坛上发言时提出，苏轼开拓了中国诗歌的近代化走向，是中国近代诗歌奠基人。
木斋在《苏东坡在中国诗歌史的地位》演讲中说，苏轼是最具有近代意识的一位大诗人，他的诗句在日常生活的口语化中蕴含了普通哲理，妇孺能吟，是对唐诗的继承和颠覆，现代诗歌最有审美意义的诗句也是延续苏轼所开拓的诗歌道路进一步发展而来。
在谈到东坡词时，木斋说后人不能把东坡词只看成是豪放派。木斋用“雅化”、“雅词”概括东坡词的性质和地位，称其是由温柳之俗到诗人之词的飞跃。
木斋认为，东坡词代表了自范仲淹、欧阳修、张先以来的士大夫品格集体觉醒之后的新高度，本质是北宋中前期新兴士大夫精英背景下的词，是中国文学的一次文学自觉最为丰硕的果实。
木斋说，苏轼之前的词是一种“应”的文学，是“应歌”、“应社”、“应他”之作，主要为了宫廷歌舞、士大夫往来和市井文化，但苏轼的曲折生活使其从士大夫中心边缘化，促成了东坡词的形成。
木斋统计，苏轼的应体写作随年龄呈现下降趋势，说明东坡词由应体之作向“非应”的转变。
论坛上，多位专家、学者发言时指出，苏轼身上所体现的精神仍具有普遍的现代意义。
中国苏轼协会常务理事刘小川在做《苏东坡的现代性》演讲时说，苏东坡言行中可以明显体现出现代社会 “民富国强”、“公平正义”等理念。苏轼敢于挑战不正当权力，直接对皇帝和宰相讲真话，如反对王安石变法中的一些不当举措，上书皇帝直言“冗官、冗言、冗费”等，为“宋代第一勇士”。
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阮忠认为，苏东坡被贬儋州，能够放下身段和百姓融为一体，心境旷达平和，体现了一种不被逆境屈服的积极态度。这种态度对现代人具有很大启示意义。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王启鹏则把苏轼和王安石做了对比，他认为苏、王最大差别在于苏轼重民生，王安石重财政，苏轼的思想更符合现代性。
王启鹏说，苏轼多次上疏减轻赋税，提高百姓生活水平，是对普通民众的关爱。(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