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0届世界遗产大会近日相继做出决定，将我国今年申报的安阳殷墟及大熊猫栖息地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着实可喜可贺。然而，“申遗”不是目的，当然更不是为了出名和炒作，它与谋取更高的商业利益不应有任何的联系，它的惟一目的就是为了实行更好的保护。从这个意义上说，“申遗”成功仅仅意味着一个新的考验的开始：看你是不是能对世界和全人类负起责任，看你是不是配当和能当真正的世界遗产？
7月1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0届世界遗产大会决定，将中国四川大熊猫栖息地列为世界文化遗产；7月13日百余年前因发现甲骨文而震惊世界的河南殷墟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址和自然景观已达33处，数量居世界第三位。而四川也已有5处世界遗产，成为了中国世界遗产第一大省。
但在高兴之余，我们是否也应思索，此次“申遗”的成功是否能够起到进一步保护自然遗产的作用，如何不让这个“福”成为“祸”？
名气大了 规格高了
拥有世界遗产这个名号意味着什么？“其实就是名气大了，一个景点或文物进入《世界遗产名录》，就意味着它的名气将在全世界打响。”四川省文物局副研究员朱小南说。同时，在保护上也将升级，“简单地说，成为世界遗产的景点或文物将受到全世界的监督。”
按照规定，进入《世界遗产名录》后，每隔6年，世遗大会都将派官员前往该地区监督审查，一旦发现该景点或文物遭到破坏，立即提出警告甚至除名。另外，每个游客都可以根据所见所闻进行监督，随时向世遗大会提出意见。“具体的工作还得保护方自己做，规格高了，难度更大了。”朱小南说。
景区保护仍成难题
在《世界遗产名录》上，中国已有32个项目，在182个缔约国中位列第三，但记者对这些项目回访发现，世遗并没有解决保护的难题。
长城早在1987年便成为世界遗产，最近，长城管理委员会完成了向社会征集墙体刻字去除方案活动，但尚无良方。北京八达岭段长城墙体已被游客留言布满，中国长城学会秘书长董耀会表示，长城的损坏还没有引起全社会的重视，保护仍存在难题。
山西平遥古城墙也有同样命运，连续三次坍塌让全世界关注。
同为1987年申报成功的甘肃敦煌莫高窟的保护也让考古工作者担忧，面对庞大的客流量，敦煌博物院开始减少开放的洞窟数量，但对洞窟内文物的偷盗行为还是让他们防不胜防，“不过现在，我们已经开始着手在全洞窟建立红外线保护装置。”敦煌博物院副院长王旭东说。
作为自然遗产，湖南张家界就被世遗大会亮了黄牌，他们修建了观光电梯，此举遭到世界各地游客的非议，被认为对整个景区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名气大了，游客来了，保护就成难题了，同时，很多地区把世遗当成了旅游商标，成为推介项目，在旅游规划中，也就对景区任意践踏。”一位旅游业人士说。
莫让遗产变遗憾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亚太地区项目专家景峰说，旅游规划和管理只是世界遗产保护系统工程中的冰山一角，但是现在这个问题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旅游产业的兴旺却显得非常突出。因环境污染、军事冲突、自然灾害、过度开发等原因，世界遗产地正面临着重重危机。
据介绍，亚太地区作为一个经济快速增长区域，成为遗产保护的“重灾区”。目前全球已有34处文化和自然遗产被列入“濒危名录”，其中亚太地区就有8处，居非洲之后列第二位。
笔者采访中了解到，越来越多的景区正在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间寻找平衡点。如莫高窟已开始控制进窟参观人数和限制小于20平方米和有病害洞窟的开放，并实施展示洞窟每年轮流开放制度，使展示洞窟轮流得到休息。西藏布达拉宫管理处计划从技术层面通过限制游客参观范围来增加游客流速，缓解游客高峰带来的压力。
专家建议，我国应在多个方面强化世界遗产的保护。
第一，尽快制定一部专门的《世界遗产保护法》。清华大学资源保护与风景旅游研究所所长杨锐教授建议，我国应合理吸收国际遗产保护的先进经验，制定符合国情的保护法律，做好功能分区，旅游和保护两者完全可以相辅相成地发展。
第二，吸收和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用多元化手段展示世界遗产。樊锦诗说，莫高窟目前仅仅采取“观实物”的展示方式，不利于莫高窟文化内涵展示与文物保护，如果建设一个具有综合功能的数字展示中心，充分利用当代数字技术和展示手段，将使游客获得更多、更清晰的敦煌文化信息，同时缓解旅游给展示洞窟保护带来的压力。
第三，培育更为成熟、理性的旅游经济。专家提出，中国世界遗产地面对的“旅游超载”背后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是时间分布不均衡，旅游旺季特别是黄金周期间遗产地过度负重、难以承受，而旅游淡季游客稀少。我国应建立更为合理的休假制度，使旅游市场趋于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