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城邦思想与春秋时期的“哲学突破”
春秋时期在思想史上进入了哲学突破的时代，哲学的突破是春秋时期的代表性事件。“哲学的突破”(philosophical breakthough)是由德国哲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提出而由美国哲学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特别发挥的一种关于人类文明史的论点。哲学的突破构成了“轴心时代”辉煌的思想景观，在公元前一千年内，希腊、以色列、印度、中国等四大文明对构成人类处境及其宇宙本质的理性认识，有了一种质的飞跃，而这种质的飞跃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影响一个民族的思想及文化发展。春秋时代正处于哲学突破的高峰点上，这主要表现为城邦哲学的成熟。
法国学者让-皮埃尔•韦尔南《希腊思想的起源》一书在谈到希腊思想的起源时指出：“城邦的诞生不仅带来了一系列经济和政治的变化，也意味着思维方式的变化，意味着一片完全不同的思想视野，建立了一个以公众集会广场为中心的、新的社会空间。”的确，与古希腊的思想一样，新的城邦社会为春秋思想家们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土壤和养料，与这个社会相适应的开放而自由的的思想在春秋社会中弥漫开来，构成了中国哲学史上“哲学突破”的时代。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１．以人为中心的哲学主题的确立 同其它民族一样中国哲学也经历了由神的哲学到人的哲学的转变。天命神构成了夏商统治者尊奉的世界观，是当时社会的主导思想。在殷商卜辞里，“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可以“令雨”“令风”，也可以“降 ”“降食”“降若”，还可以“受又（佑）”“受年”“与王”“与邑”，由此“祀与戎”年成丰歉等国之大事，都需求卜于“上帝”，并把卜兆作为自己行动的重要依据。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周人一方面继承了商人崇拜天帝的思想，另一方面他们又用“以德配天”改造了商人事事求神问卜的天命论，提出了“敬德保民”“明赏慎罚”的思想主张，承认了天命下的人的道德作用，实际上是承认了人是有条件地掌握自己的命运的，这在认识论上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而幽、厉之后，历史进入了“百川沸腾，山冢崒崩”的时代，平王东迁之后，庞大的宗周联盟解体了，昔日的赫赫宫室，已是一片“彼黍离离，彼稷之苗”的田地，这在当时人们心目中引起了地坼天崩式的心里震动，一种怀疑天命的思想渐渐形成。最典型的是《诗经》中“变风变雅”的篇章的出现，平和中正的风雅传统渐渐被一种怨天尤人的声音所遮盖。
昊天不佣，降此鞠讻。昊天不惠，降此大戾……
不吊昊天，乱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宁……
昊天不平，我王不宁。不惩其心，覆怨其正。
——《小雅•节南山》
以往视若至尊的上天，竟成为诗人们怨斥的对象。天与神的权威动摇了，而人的作用突现出来，虽然春秋人仍然频用“天”“神”的术语，但这个“天”与“神”已经体现出浓厚的人的意志。《左传》桓公六年记随国季梁的话：“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尽管这里并没有彻底否定神，而主次关系上民是主，神只是体现民的意志，因此时间顺序上应是“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这个民就是城邦里的国人，随着城邦中“国人”政治地位的提高，其思想意义也显现出来，这种重民轻神思想的确立，可以说是民神关系上的一个突破。理论的突破决定其行为的突破，《左传》僖公十六年记，这一年的宋国出现了“陨石于宋五”“六鹢退飞”的自然现象，不知其详的宋襄公向周内史叔兴请教：“是何祥也，吉凶焉在？”而内史兴则认为“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这里我们看到了“天人之分”哲学思想的萌芽，阴阳是自然界两种物质交互作用的运转，吉凶是人的社会活动，人的活动与自然界的运转是有区别的，从而否定了把自然界的灾异比附于巫术的思想。
公元前639年,是年大旱，鲁僖公欲焚巫尫而祈雨禳灾，鲁大夫臧文仲坚决反对，他认为“非旱备也。修城郭、贬食、省用、务穑、劝分，此其务也。巫尫何为？天欲杀之，则如勿生；若能为旱，焚之滋甚。”在巫术世界里有一种专门沟通天人之间联系的巫祝，春秋时期由于传统的影响，一些人还相信巫祝奇异的功能，而城邦社会里最先进的思想家已清醒地认识到巫祝的荒诞不经，臧文仲否定了巫祝的神秘作用，坚信人的力量，只有通过“修城郭、贬食、省用、务穑、劝分”这些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才能战胜自然灾害。人在自然灾害面前，不是消极地举行宗教仪式。而是积极地有所作为，充分显示了城邦思想的巨大进步。春秋时代以人的地位上升和神的地位下降为特征的哲学突破，为后来哲学思想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２．城邦哲学的体系性成熟。“哲学”一词在古希腊那里是爱智慧的意思，哲学家便是爱智之人。而智慧是属于人的，只有人的价值和意义被发现被认识才有真正的哲学和智慧。由于城邑文明的发展，城邦社会为春秋时期的哲学提供了成熟的土壤，使春秋时期的哲学进入体系性成熟阶段。发端于原始玄学的阴阳思想在春秋时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阴阳是一种精神现象，也是一种物理现象，《国语•周语》记幽王二年西周一带三川皆震，而周大夫伯阳父的解释就是“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把世界解释为一种理性的运动，是与人类社会互动感应的。虽然这一年离春秋还有十年，却已开启了春秋理性哲学的先声。
城邦聚集着文明聚集着人类，而春秋人也把世界看成是一个物理事实的聚集。《国语•郑语》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著名观点。这一观点是史伯在与郑桓公议论朝政时提出的。所谓“和”是有差别的和，是无数事物交融于一体的和，而不是毫无差别属于一类的和。依照史伯的理解，“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万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出千品，具万方，计亿数，材兆物，收经入，行姟极。••••••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无讲。”在这个模式里，和是一个总的原则，而在这一总的原则下是万事万物的各具风采的特性。和是多元不是一元，是多极不是单极，因此在主张“和”的同时，他坚决反对“一”与“同”，因为那样的世界是单调的寂寞的。以这样的思想来理解世界，充分显示了春秋哲学海纳百川的气象。
这样的思想还表现在春秋人对历史对现实的分析上，同样体现一种辩证的对立统一的进步历史学的观点。鲁昭公三十二年，鲁昭公为季氏所逐而客死干侯，一个大臣驱逐了自己的国君，人们却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这不能不引起当时人们的思考。晋国的赵简子问史墨：“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何也？”而史墨的回答虽只有二百六十多字，却处处显示出丰富的哲学内涵。首先他提出了“物生有两”“皆有贰”的哲学命题，这一命题揭示了事物相反相成的法则，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各有妃耦”的存在，而不是独立的自在，正像“天有三辰，地有五行，体有左右”一样，这样的命题里既有合二而一，又是一分为二，这不是“既生瑜，何生亮”的困惑，而是“既生瑜，必生亮”的肯定。这样的认识充分表现了春秋哲学的巨大进步。
在分析鲁公室衰微而季氏兴起的历史原因时，史墨认为开始的时候季氏是鲁公室的“陪贰”——“天生季氏，以贰鲁侯”，季氏是矛盾的次要方面，但是“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而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由于鲁君“世从其失”，季氏则“世修其勤”，矛盾开始朝着有利于季氏的方向发展，这并不是鲁国一家的悲剧，而是一个通则，在历史的兴亡中他们已经充分认识到“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的基本规律，在历史的变化中民心向背成为一个决定的因素，从而显示了城邦社会中“国人”意识的觉醒和国人力量的壮大。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蔡墨对历史的认识已不是一般的历史归纳法，而是历史的演绎法。他从“物生有两”“有陪贰”的哲学命题出发，然后演申到鲁国公室与季氏政治斗争的社会现实，最后又归结于对《周易•大壮》卦象的解释，这样属于巫术之书的《周易》就脱离了宗教的束缚而上升为哲学的表达。由此完成了从哲学命题到现实分析再到经典阐释的完整逻辑论证，这一事实代表了中国古典哲学的体系性成熟。
３．以史官为核心的哲学家群体的出现。春秋时期哲学突破的一个显著标志是哲学家群体的建立。《论语•微子》记：“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薣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史记•自序》亦谓司马氏于东周之后分散各地，以上两者是对由于西周王室的衰微，原来依附于西周王权的巫史之士，纷纷走出宫廷状况的注脚。王朝的知识群体面对激烈的城邦变革，开始了独立于王权之外的理性思考。城邦的独立固然使这些原来依附于周王室的巫史们一时间无所寄托，心有惶惶，但从哲学看来却是一大进步，因为一个相对发达的城邑文明和城邦时代，一种忧患与怀疑精神也笼罩着他们的心灵，这样的经历为思想家的自由思考提供了充分的时间和空间。中国思想家们的经历同古希腊的“智者派”极有相似之处，美国学者威尔•杜兰特在《探索的思想》一书中描述智者派时说：“他们是四处漂泊游历，以启迪人们的智慧为己任的教师。他们都很机智（如高尔吉亚和希庇亚斯），其中不少人还很深刻（如普罗泰戈拉和普拉迪克思）。当代精神与处事哲学中几乎没有一个问题或解答他们没有意识到、讨论过。他们对一切都提出质询，就是在宗教或者政治禁忌面前也毫不畏惧，并且大胆地传呼所有的信条和机构统统出庭，接受理性的审判。”这样的情形同样适用于对春秋时期哲学家的描述，在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四处漂泊的时候，西周的巫史们也告别宫廷，散入诸侯走向民间，担当起怀疑天命质询一切的重任。
而饶有兴趣的是，这一时期重要的哲学论断通常是由史学家提出的。西周末年较早地用阴阳理论解释地震这种自然现象的是史官伯阳，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史伯也是史官（史伯与史伯阳当是一人）。在神人关系上两位史官的重民轻神的思想也特别值得重视。一位是内史过，一位是史嚚。鲁庄公三十二年，据说有神降于莘地，虢公向神献祭求神赏赐土地。当时的东周内史过严厉抨击到：“虢必亡矣，虐而听于神。”而史嚚更明确地提出：“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的著名观点，神的意志最终还得听命于民的意志，因为在他看来“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依人而行。”以史官为核心的哲学家集团，在强调以人为本上表现出巨大的理论勇气。公元前６４４年春天，即鲁僖公十六年，宋国发生了一件奇异的事件，所谓“陨石于宋五”“六鹢退飞”，宋襄公向周史叔兴请教：“是何祥也？吉凶焉在？”而这位周代史官认为：“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叔兴的话显示了这一时期的思想的成熟，阴阳是自然之事，吉凶是人类之事，人不仅独立于宗教意义上的天，也独立于自然变异的阴阳，人的意识大大增强了。而如前所述，史墨更是从“物生有两”的哲学命题出发，演绎鲁国政治，阐释《周易》经典，代表了春秋理性的进步，春秋哲学的主体是以史官为代表的哲学家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