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学复兴的声势颇为抢眼，并引发了一些激烈争论，比如：复兴国学是不是等同于复古？是不是在宣扬民族主义？是不是要排斥西学？中国有无国学大师？国学是不是可以快餐化和大众化？尽管争论的双方唇枪舌剑忙得不亦乐乎，但国学复兴作为一个既定的事实和潮流，却已呈不可阻遏之势，盖“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国人对国学有内在的需求，引导可也，反对则大可不必。
在古代，国学既可以指全国性教育管理机构，比如《周礼》上所说“掌国学之政”的国学；也可以指全国性最高学府，比如《新唐书》上所说“孔子庙于国学”的国学。近代以降，西学日盛，一些学者如章太炎等人，遂以“国学”指代中国固有的思想学术来对应“西学”。因此，“国学”也往往被称为“中学”或“旧学”，相对应的则是“西学”或“新学”。当下常说的“国学”，即是指中国固有的思想学术。
《左传》上说：“国于天地，有与立焉。”意思是说，一个国家和民族要想自立于世界，必须有自己的价值信仰和文化体系。依此而言，国学是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根本和根基。事实上，最先倡导国学而且蔚为一代国学大师的章太炎，对国学也正是作如是观：“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因此，国学复兴的一个必然使命应是续接中国文化传统，回应中国现实问题，实现国人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
国学的使命也是国学的真精神。因为无论是四书五经还是经史子集，无论是诸子百家还是三教九流，其旨趣从来都不是什么风花雪月，也不是为学术而学术，更不是为稻粱谋而学术，而是一种难能可贵的价值承担和现实关怀，用宋儒张载的话说，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把国学仅仅当作一种知识或者一个学科，从而加以知识化、对象化的处理而没有真精神的担当，则只能是徒具国学之表而无国学之实。而这，正是国外“汉学”的一个问题。
“汉学”与“中国学”虽然都可以用英文Sinology一词来表述，但实际上两者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汉学”流行于欧洲：16世纪中西交往之后，有些欧洲传教士把一些中国文化理念和典籍介绍到了欧洲，进而在欧洲出现了中国文化研究亦即“汉学”。“中国学”开创于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一些美国学者致力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现实问题，目的是培养“中国通”，为美国对华关系提供情报资料和训练人才——尼克松访华前夕，翻阅的正是著名汉学家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一书。当然，笼统地看，“中国学”也可纳入“汉学”的范畴。
汉学家把中国思想学术要么当作实验室中的试验品进行观察和研究，要么当作博物馆里的木乃伊进行参观和凭吊——美国著名汉学家列文森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正是把儒家文化看作是“博物馆里的展品”，认为它是僵死腐朽的东西，不再具有任何的生命力和影响力。职是之故，“汉学”永远无法进入中国思想学术的内核与实质，汉学家永远体会不到中国人围绕国学所产生的焦虑与痛苦、徘徊与迷茫、分歧与争论。因为，国学对于中国人来说，无论是打倒还是重建，就是自己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而“汉学”对于汉学家来说，都是一个异质的文化“他者”，是一杯可以仔细品味的咖啡或红茶而已！
当然，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要求国外的汉学家承担起“国学”的真精神，但我们却不能不警惕国内国学的“汉学化”。事实上，国学的“汉学化”远则可追溯到1917年胡适提出的“整理国故”和40年代周宪文提出的“把中国文化送进博物院”，近则可见证于各个大学内文史哲专业了无生气的国学教育。如今，一些知识分子虽然学富五车，但却仅仅把国学当作招牌或饭碗，羡慕乃至效法国外汉学家的研究方法和价值理念，甚至是表里不一、知行相违，焉能推动国学复兴？焉能成为国学大师？要知道，20世纪上半叶，国学大师群星灿烂交相辉映，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他们不但满腹经纶，而且还以继承和恢弘国学的价值和理念为己任。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无不如此——王国维甚至为中国文化之沉沦而殉身！
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或许，我们不必忧虑于国学复兴的声势不够，而是应该警惕国学复兴声势背后的国学“汉学化”。
摘自《深圳商报》，作者：王达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