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品生活网:学术和民意，哪一个才是你的良心？

编者按：他曾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常以特立独行的风格为政府建言；他曾经抛出中国股市“赌场论”，也是公众和媒体眼中的学术明星；他身兼数职，以“言”名动。然而，他最近发表的一系列言论，包括“春运火车票价不上浮不符合市场经济原理”等，却引来“板砖”无数。他，就是著名经济学家、全国政协委员吴敬琏。这一回，有人批评他“违背民意”，有人说他是“既得利益的代言人”，还有人建议他补一补“穷人的经济学”……面对争议和谩骂，吴敬琏坦言，“怕挨骂就不当政协委员”，“反对我请拿出观点来”。

　　争议吴敬琏，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争议双方观点的对与错，价值观念的是与非，而是试图剖析，为什么在中国，经济学家总是陷于学术与民意的两难境地。

　　杨波：近年来，常有经济学家触怒民意。这一次，挨骂的是长期享有清誉的吴敬琏先生。究竟是吴敬琏的观点有问题，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宋林飞：观点的对错可以探讨。比如我就不赞成春运提价。但很多针对吴先生的反对意见缺乏说理，其实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如果动不动就恶语相向，进行道德拷问乃至人身攻击，今后谁还敢自由发表言论？我认为，对吴敬琏的理论价值取向应该给予肯定。我们要看他整个学术生涯追求什么，主张什么，而不是个别观点如何。总体上，他一直是在为市场经济鼓与呼，提倡做大蛋糕，对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是有理论贡献的。当然，舆论动辄把谁说成“学术良心”、“社会脊梁”，我看也同样流于情绪化。

　　杨波：您与吴先生同为全国政协委员，是学者，也常常在媒体上发表各种观点，是不是也曾有过“因言获骂”的经历？

　　宋林飞：有过，但没这么激烈。比如我的关于大众房地产的建议，大部分人认为代表了民意，也有人说我“哗众取宠”，还有人质疑我“是为民请命还是左倾机会主义”？见解不同很正常，但把学术讨论完全政治化就不合适了。学术观点毕竟不是政府决策。学者与大众之间掌握的信息经常不对称，有误解是难免的。

　　杨波：与其他人文学家相比，似乎经济学家更容易犯众怒，为什么？

　　宋林飞：这有学科特点的原因。经济学较多强调效率，社会学较多强调公平。社会学注重社会调查，较多反映弱者的处境，更容易得到老百姓的认可；经济学则强调在撇除道德情感的理性基础上研究资源配置的效率。而且，经济学在我国是一门显学，经济学家掌握较多话语权，他们的发言直接影响到政策的走向，民众期望值比较高，希望经济学者能多为他们的利益鼓与呼。遗憾的是，经济学的“理性”前提注定他们说的话并不总是与“民意”相一致，更不用说著名学者也会有出错的时候了。

　　杨波：当学术与民意发生矛盾的时候，您会在两者间做怎样的选择？

　　宋林飞：我认为，这两者并非不可调和，就像效率与公平可以兼顾一样。学者当然应该追求真理，讲真话。真理是什么？我理解应该包含“多数人优先”与“为人民利益讲话”的意思，不然，真理就应该检讨自己。

　　杨波：身为经济学者，您对大众指向经济学家的各种难听的批评，是否觉得委屈？

　　石良平：经济学家的思维方法和逻辑与普通民众的想法是有些差异的。在我国，经济学的普及也不是很广泛，大众对经济学家有很多不理解之处，这是难免的。吴敬琏坚持他作为经济学家的一贯思维，这本身是一种高贵的学术品格。引发了这么大的争议，经济学家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就是要注意发表观点的时机。如果经济学家一说话，就要猜测背后是不是有私利的因素，是有点简单化了。

　　杨波：那么，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和固有逻辑究竟是什么？

　　石良平：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资源配置的学问，通俗地说，它研究的是，一、生产什么；二、如何生产；三、为谁生产。前两块主要关注资源配置如何有效，是效率和制度层面的东西，第三块与分配有关，涉及到一个利益集团的问题。经济学家往往会以效率为主来思考问题。从历史上看，真正研究公平分配问题的经济学家并不多。

　　中国20多年的改革中，经济制度经过重新安排，一方面生产力大大释放，另一方面财富的重新分配也产生了贫富差距，造成了一些心理失衡和情绪喧嚣。当然，经济学家群体本身也存在问题。有些被认为是“御用的”政府代言人，有些发言太无所顾忌、信口开河，还有些则过分强调经济人理性，而忽视了民众的情绪。

　　杨波：看起来，似乎是经济学科的特殊性质决定了经济学家要承担更多的骂名。

　　石良平：不完全是这样，舆论疏导也很重要。一些媒体在报道经济学家言论的时候断章取义、哗众取宠，导致民众情绪更加激烈。我想，对于一些民众有误会，或者经济学家本身有分歧的问题，不妨通过各种方式展开辩论，让大家的想法找到一个出口。真理越辩越明，怕的是不容分说的舆论暴力。

　　经济学家也要反省，该如何认识当前的社会阶段、这样的社会阶层变革所带来的情绪化的不理解，要看到，经济学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纯理性的行为，而是与社会、政治、心理等因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复杂社会行为。经济学家要研究的不仅是如何使经济快速发展，还要研究怎样使经济平稳协调发展。

　　杨波：如此说来，民意的谴责，尽管未必理性，又何尝不是经济学学科一次反思和重新出发的契机？经济学也许应该一改以往“冷冰冰的”、“不讲道德的”学科形象，将部分关注视角从纯粹的数字拉回到复杂的民生上来。可是，预设了“关注民生”的前提，会不会有损经济学理性的灵魂？

　　石良平：经济学本身有很多流派。有一个流派专门关注穷人，他们的出发点是，社会需要公正，富人应该把钱拿出来救济穷人。也有一个流派认为，经济发展有其自身规律，市场经济必然造成有富有穷。你去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理论往往是彼此打架的。一段时间也许是这个流派占上风，一段时间可能是另一个流派受关注。大家都在不断地观察不同流派经济理论的实践效果，不可能一直出现一个流派一枝独秀的局面。

　　从经济发展的根本来说，我们的最终目的应该是让所有人过得更好。当然，替老百姓讲话不是帮特定群体发牢骚，不是不讲理论、不讲逻辑的发泄与批评，而是要利用经济学的理论成果，从制度建设、运行机制上拓展促进民生幸福的途径。

　　杨波：很多经济学者对“吴敬琏挨骂”都持同情态度。有经济学家反思过自己吗？

　　姚洋：我不清楚网上对吴敬琏的批评。但我觉得很多人其实还不懂什么是真正的民主，包括一些经济学家在内。大家都认为专家治国是最好的办法，但在民主社会里，所有的经济政策都是讨论和妥协的结果。经济学家的观点也许是对的，是对效率有好处的，但我们并不只为效率而生，更为幸福而生，为和谐而生。

　　杨波：可经济学家说：我的观点只是代表个人学术见解，而不代表政府决策。自由发表言论难道不正是一种民主吗？

　　姚洋：经济学家可以自由发表言论，老百姓也可以自由批评啊。之所以近年来频频出现这样一种一边倒的骂经济学家的声音，关键在于，很多经济学家过分自信了。在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里，经济学家的话是不太算数的。在美国，有几个人知道加里·贝克尔？有几个人知道保罗·萨缪尔森？哪怕是经常写专栏的保罗·克鲁格曼，知道的人也很少。但如果你问一个议员的名字，很多人都知道。因为议员才是真正的决策者，是直接影响老百姓日常生活的人，经济学家只不过是在幕后、甚至是在学院里自说自话的一批人。

　　为什么在我们国家经济学家变得如此强势呢？与我们的体制有关。是体制决定了我们国家的经济学家有更多说话的权力，但遗憾的是，很多经济学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以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杨波：经济学家的自信源于经济学的强势地位，是否也与经济学研究方法有关？

　　姚洋：经济学的确有一套看世界、做研究的方法。很多经济学家总以为，我所做的是客观公正的科学。世界上哪有绝对的客观公正的东西啊？自然科学没有，人文科学就更没有了。我们都是带着有色眼镜在看世界。用你所掌握的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这本身已经无可避免地带有价值判断的意味了。正因为此，在美国，学术一直很多元的，除了经济学外，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的声音更多地被听见。

　　杨波：正因为经济学太过强势，经济学家给人的感觉往往是“既得利益的代言人”？

　　姚洋：是这样。网上针对经济学家的批评，其中有很多情绪化的东西。老百姓可能会认为经济学家就是与政府、与大资本同穿一条裤子的，而实际上却未必。但为什么经济学家总是挨骂？因为我们很多经济学家搞混了，以为经济学教给我们的就是世界的真实的全部，所以世界就必须按照经济学家描述的那样运转，这显然是不对的。

　　我们目前还缺乏一种民主机制让各种观点充分交锋、争鸣，进而化为决策。所以相对强势的经济学家在发言的时候应该格外慎重。尤其当一名经济学家以公职身份出现的时候，他已经不是单纯的学者，而是一个政治家、公众人物，必须要讲“政治正确”原则，要考虑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是代表个人还是代表公众的利益在讲话。可能有人会感觉这样比较虚伪，但这样做恰恰是一个社会变得更成熟的表现。

　　杨波：很多经济学理论的推导过程一般人难以理解，因此大家关注更多的是经济学家说了什么，而不是怎样说。

　　姚洋：所以说，不仅要扫大学生国学的盲，也要扫他们社会科学的盲。我们很多年轻人在争论的时候往往不着边际，因为他不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学了经济学基本原理之后，有些常识性的问题可以不用争了，这样做也有助于了解社会是如何运转的，有助于调和社会机制与道德观念之间的矛盾。

　　杨波：但是也有批评说中国的经济学（家）太脱离实际了。

　　姚洋：不可否认，从马歇尔时期以来，经济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形式化过程，走入了以理性为核心的大厦里。最近十几、二十年，经济学家逐渐意识到过分依赖理性假设带来的问题，开始引入别的学科，特别是心理学，来改造经济学。某种程度上，我们开始放弃完全理性的假设，重新构造我们的经济学理论。这个方向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