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哲学中自然主义之特点
如上讨论的结论便是：中国哲学中存在着“自然主义”。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主义”是一种什么样的“自然主义”？它有什么特点？对我们把握、理解、体悟中国哲学有什么样的启示？如下的讨论或许能为这些问题的回答提供某些帮助。
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主义”是一种生机的自然主义。有人谓“自然主义”是一种把世界看成是机械的、停滞的、支离的观念，但这种评论不适合中国哲学中“自然主义”，因为中国哲学中“自然主义”是一种生机的自然主义。理由在于：第一，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主义”视万物为完整一体。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主义”认为，人与天地万物的共同根基是“气”，天地万物都是“气”的表现形式，是“殊”，因而由“气”观天地万物人，实为一体。此“气”即“诚”即“仁”。“诚”是由“自然、真实”之品质表现“气”，故“诚”可通天道和人道，从而将人天地万物连为一体。“仁”由“生生、生命”之品质表现“气”，而万物皆为“生”，故“仁”即谓“人天地万物为一体。”由此看来，中国哲学“自然主义”视域中的“人与天地万物”就是以“气”为根基、以“诚”为脉道、以“仁”为生命而化生出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是充满生机的。第二，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主义”视万物为变化日新。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主义”认为，作为万物根基的“气”，有阴气、阳气之分，而阴、阳二气永远是矛盾的、互动的，如此，以“气”为根基的天地万物不能不处于不停息的变化之中。《易传》曰：“乾坤，其易之蕴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３（系辞上）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主义”以大自然为中心展开自己的思考，而大自然刻刻在变，日新月异、四时更替、山川变迁、江河涨枯、人之生死，所展现给中国古代智者的最直接印象就是一个字：变。《诗》曰：“维天之命，于穆不已。”１７（维天之命）老子说：“反者，道之动。”２（四十章）所以，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主义”是内具变化革新气质的，从而与固步自封的“自然主义”区别开来。第三、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主义”视万物为生命流行。将大自然看成是活的、生命的，是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主义”生机性的最根本表现。正如梁漱溟先生说：“在我的思想中的根本观念是‘生命’、‘自然’，看宇宙是活的，一切以自然为宗。”１８（第１２５页）“生命”与“自然”对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主义”而言是一体的。大自然的本质就是生生不息，就是不断创造生命。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３（系辞下）大自然的变化也就是生生的过程，所谓“生生之谓易。”３（系辞上）而“仁”是大自然创造生命之源泉，所谓“生，仁也。”２０（志学）所谓“生底意思是仁。”７（卷六）由此，使人的生命与大自然生命打通而融为一体，使整个宇宙充满无穷无尽的生机、整个世界洋溢着大化流行。概言之，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主义”是一种整体的、一元的、变化的、流行的、生意的、生命的“自然主义”，而不是支离的、二元的、静止的、停滞的、沉寂的、机械的“自然主义”。
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主义”是一种积极的自然主义。过去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主义”是消极的。这种观点显然没有把握到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主义”真正内涵。因为第一，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主义”是有作为的。儒家哲学中的“自然主义”显然是积极的。儒家由“天行健”自然之道所引伸出来的道理是“君子以自强不息”；儒家提倡“使民以时”，是要求人们按照大自然的规律劳作，而不是放弃劳作。所以，儒家的“自然主义”是积极的、有为的。比较而言，道家“自然主义”更容易被人们理解为消极的、不作为的。然而，道家“自然主义”从来就不是消极的、不作为的。道家之“不争”是为了“无敌于天下”：“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２（六十六章）道家之“谦下”，乃是为了“成百谷王”：“以其善下者，故能为百谷物王。”２（六十六章）道家之“不重生”，乃是为了“长生”：“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２（七章）可见，道家的“无为”绝不是常识中的“无所作为”，而是“大有作为”。第二，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主义”是求通的。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主义”以大自然为思考起点，而大自然时时在动、刻刻在变、万物并生、大化流行，因而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主义”必然是求通的。老子说：“至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２（十六章）也就是说，万物的生长、变化皆有其自身的规律，这个规律（常）就是由“生”（并作）到“亡”（根），再到“命”（重生）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通贯无碍的，不识得这个规律而胡作非为，必导致危险。《易传》曰：“易，穷则变，变则通。”３（系辞下）又曰：“天地交而万物通。”３（彖上）因为“天地交”而有万物的通畅、化生，所以“求通”是《易传》的基本思想。“仁”即“爱人”，１１（颜回）而“爱人”意味着上下左右相亲，故为通；相反，如果气血不畅、淤积堵塞，则为“不仁”。正是因为求通是“仁”的本有义，所以谭嗣同明确释“仁”为“通”：“仁不仁之辩，于其通与塞。通塞之本，惟其仁与不仁……。苟仁，自无不通。亦惟通，而仁之量乃可完，由是自利利他而永以贞固。”２０（第２９６页）第三，中国哲学中“自然主义”是包容的。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主义”以“自然”为中心，而大自然的胸怀是博大而宽广的，所以有内在的包容性。《国语》曰：“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金、木、水、火、土杂以成百物。”２１（郑语）在这里，“和”与“同”相对，也就说，“和”是“多”、是“杂”、是丰富多彩、是包容百物。故只有“和”才能生物。因而孔子以“和”的持守与否区分君子、小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合。”１１（子路）《易传》曰：“地中有水，师。君子以容民蓄众。”３（象上）地可以容纳各种不同的水，江河湖泊、清浊洁污，大地无所不容，由此而转换到人文世界便是“宽和容异”的气度。《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背。”１４（二十七章）也是让万物并生而不相残，互荣互盛。可见，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主义”也是包容的。既然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主义”是有作为的、求通的、包容的，那么我们可以说，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主义”是积极有为的而非消极的。
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主义”是一种精神的自然主义。有人谓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主义”是一种“唯物质主义”，没有理想、没有追求、没有超越性关怀。事实恰恰相反，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主义”具有远大的理想和伟大的精神。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主义”精神性主要表现在：第一，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主义”是大自然“行”与“事”的创造性转化。大自然虽是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主义”智慧之源泉，但要将大自然“行”与“事”所蕴涵的象征意义转换为中国哲学智慧，只有靠中国古代智者的点化。比如，大地广袤无边、负载万物，这叫“地势坤”，但经过中国古代智者头脑之后便成了“君子以厚德载物”之精神。再如，在自然界，日月普照万物，不厚此薄彼，这叫“日月无私照”，但经过中国古代智者头脑之后便成了“公正无私”的品质。可见，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主义”并非自然原貌的简单复制，而是思想上的创造性转化。第二，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主义”所追求的是精神、是理想。孔子说：“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１１（卫灵公）孟子说：“生亦我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５（告子上）由此可见，儒家视“仁义”高于个体生命，所以在个体生命与“仁义”之间做出选择时，提倡舍去个体生命以成就“仁义”。而如上所言，儒家之所以能做到“杀身成仁”，在于儒家的“自然主义”生命观。所以，儒家哲学中的“自然主义”是富有超越性和理想性的。道家哲学中的“自然主义”也不乏对理想、精神的追求。老子反对执着名利、财富、小我，认为名利、财富、小我都会导致生命的丧失、人性的扭曲，因而提倡超越功名利禄，而追求“道”的境界，“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２（四十四章）尤其是庄子，他把精神的自由当作其生命的第一需求。所以说，道家哲学中的“自然主义”也是追求精神、追求理想的。第三，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主义”具有终极关怀性。所谓“终极关怀”，就是对人的生命状态的根本性关照，是对人生幸福、人生价值、人的死亡等给予“终极性”疏导和慰藉。就儒家而言，儒家提倡对“仁义”的实践，所谓“杀身成仁”，但为什么一定要用生命成就“仁义”呢？儒家认为，“仁”即生，故以生命成“仁”，并不意味着生命的完结；“仁者”与万物为一体，故实践“仁”（杀身成仁）即意味个体生命与宇宙生命融为一体，从而使有限生命转向无限生命。这种解释无疑是对“杀身成仁”者的一种根本性关照和引导。面对死亡，道家哲学认为，人之生死乃“气”之聚散，是一自然而然的过程，所以“生”不足喜、“死”不足悲，足见道家哲学之终极关怀价值。正如徐复观先生所说：“老学的动机与目的，并不在于宇宙论的建立，而依然是由人生的要求，逐步向上推求，推求到作为宇宙根源的处所，以作为人生安顿之地。”２２（第３２５页）可见，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主义”确实蕴涵着“终极关怀”理念。概言之，作为大自然“行”与“事”创造性转化、对精神与理想有着强烈的追求、具有终极关怀的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主义”，当然是一种具有精神超越性的“自然主义”。
总之，中国哲学中存在“自然主义”；“自然主义”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特质；作为中国哲学的基本特质的“自然主义”具有生机性、积极性和精神超越性等特点；中国哲学中的人文主义、生命哲学，以及中国政治哲学中的正义、经济哲学中的平等、道德哲学中的仁爱，都由“自然主义”孕育、化生而来。然而，中国哲学的优秀因素，并不能“一以贯之”，甚至在很多情境下被滥用，以致使人们对中国哲学产生误解。但就中国哲学“自然主义”而言，这只是“气血不通”所致，因而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任务之一就是厘清思路、疏通血脉，使中国哲学的智慧和精神在新的时代得到弘扬和释放。
【注释】
１刘放桐：《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
２《道德经》，安徽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
３刘大钧：《周易传文白话解》，齐鲁书社１９９３年版。
４曹础基：《庄子浅注》，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版。
５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版。
６董仲舒：《春秋繁露》，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版。
７《朱子语类》，岳麓书社１９９７年版。
８《慈湖先生遗书》，张宗祥编《四明丛书》第四集。
９《二程集》，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版。
１０《陆九渊集》，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版。
１１ 杨伯峻：《论语译注》，１９８０年版。
１２《管子校正》，《诸子集成》（５），上海书店１９８６年版。
１３《皇极经世绪言》，中华书局聚真仿宋版。
１４《礼记·中庸》，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１５《张子正蒙注·诚明篇》，岳麓书社１９９８年版。
１６ 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吉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１７《诗经·周颂》，中华书局２００５年版。
１８《梁漱溟全集》第２卷，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
１９《通书》，《周敦颐集》，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版。
２０ 谭嗣同：《仁学》，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版。
２１《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
２２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