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如何责己与责人
但问题是，如果仅仅强调责己而不责人，那么，人世间就不会有争议与争论，大家都闷在肚子里，德性真理又将何以产生呢？同时，仅有责己而不责人，别人又怎么知道并改正自己的错误呢？所以，儒家队伍中，责己又责人的主张，也不无道理。指出并批评别人的错误，及时帮助他们改正自己的错误，也属于应当，在可以然的范围之内。朱熹说：“自有《六经》以来，不曾说：不责人是恕。若《中庸》，也只是说‘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而已，何尝说不责人？！不成只取我好，别人不好，更不管他？！”[16]千万不能将恕人之道仅仅理解为不责人的谦谦君子与好好先生。纵容或放任别人犯错误，让其一错再错，越陷越深，这显然已背离了仁道精神，根本不是宽容，也不符合忠恕的原则。
那么，责己、责人分别用什么样的标准呢？《吕氏春秋·离俗览·举难》说：“故君子责人则以仁，自责则以义。责人以仁则易足，易足则得人；自责以义则难为非，难为非则行饰；故任天地而有余。”[17]批评自己应该以义为标准，这样就很难做出不善的事，自己的行为举止就会非常谨饬、慎重；而批评别人则应该以仁为胸怀，这样别人就会很满意，而取得别人的满意也就能赢得人心。但人的毛病往往在于，责备别人的时候，什么道理都知道；而当自我反省、尤其是在实践操作的时候，则什么道理都忘记了。《王阳明全集·卷十七·南赣乡约》说：“人虽至愚，责人则明；虽有聪明，责己则昏。”对别人是一套，对自己则是另外一套。“彼一念而善，即善人矣；毋自恃为良民而不修其身，尔一念而恶，即恶人矣！人之善恶，由于一念之间”[18]。实际上，善恶只在一念虑之间，不把自己的仁心良知修炼好，就开始社会交往，则很容易伤害别人。
洪应明在《菜根谭》中指出：“责人者，原无过于有过之中，则情平；责己者，求有过于无过之内，则德进。”[19]对待别人，应该尽量在其所犯的错误中发现优点和长处；而对待自己，则应该努力在取得的成绩中寻找缺点与不足。这样才能够平和性情，增进德业。清代石成金在《传家宝》中说：“以爱妻之心爱亲，则大孝；以保家之心保国，则尽忠。以责人之心责己，则寡过；以恕己之心恕人，则全交。”[20]大凡人都有爱妻、保家、责人、恕己的心意，如果能够以这样的心情去爱亲、保国、责己、恕人，那么，则一定可以尽大孝、尽大忠、少犯错误而与人为善。而这恰恰才是君子之所为。
责己的目的在于改过自新。而从方法进路上看，以责人之心责己，则寡过。面对错误与过失，人们首先应该采取一种积极、正确、健康的态度。王阳明说：“夫过者，自大贤所不免，然不害其卒为大贤者，为其能改也。故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21]人都有错，谁能无过呢？圣贤也是人，只要吃食五谷杂粮，肯定就会有过错。但相对于普通人，圣贤的一个大不同之处则在于，圣贤犯错误，能改正，而普通人则不能。有过错却不思悔改，则必然导致更大的过错。孟子就曾批评过那种有错不改、将错就错的小人，“古之君子，过则改之；今之君子，过则顺之”（《孟子·公孙丑下》）。孔子说：“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论语·卫灵公》）贤人颜回曾经犯过错误，这非常正常，但难能可贵的是他从“不贰过”（《论语·雍也》），颜回善于发现并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绝不再犯第二次。孔子要求人们“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有过错，不要羞于改正。改正错误一向是需要毅力和勇气的。《颜元集·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上·卜言》说：“吾人迁善改过，无论大小，皆须以全副力量赴之。”[22]改正错误也需要真心诚意，既然是错误，就应该全面彻底纠正过来，不能羞羞答答、手下留情而余下后遗症。
《朱舜水集·杂著·恕》说：“藏身以恕，终身可行；任情自恕，安肆日偷。均是圣贤之道，一转移间，遂分‘克念’、‘罔念’之关。学者果能严于攻己，又能恕以及物，为仁之道，其在是乎？”[23]用恕道来收敛自身，是一种终身可行的修身方法。用自我宽恕的方式放纵自己的欲望，就会肆无忌惮，苟且偷生。仁道圣德只在转眼之间就分出“克念”与“罔念”。所谓“克念”是指自我克制的念头，而所谓“罔念”则是指不正直、不正当的念头。修习仁道的人应该既严格要求自己，近乎攻击、责难自己；而又能够对他人、别物予以宽恕。
责己的要害在于对人心欲望的制服。儒家首先要求制欲，即限制和约束自己的本能冲动和原始欲望。儒家承认并允许人有欲望，朱熹说：“饮食男女，固出于性”，但“性之不止于食色，其有以察之矣！”[24]所以并不主张绝欲、灭欲，而强调以道德理性和仁心自觉引导本能、约束欲望。“人欲也未便是不好，谓之危者，危险，欲堕、未堕之间，若无道心以御之，则一向入于邪恶，又不止于危也。”[25]欲的存在始终是具有正当性的，它能够维持人自身的生命延续。凡是属于正常的生理需要，都应该得到满足。肉体存在也是合理的，人不可能消灭自己。但如果只满足于此，则与动物没有任何差别。人之为人还有更深层的内容。人有礼、有义，人还需要在人际之间成就出自己的价值。所以必须积极涵养，使情欲合理、有则；有序引导，而不使乱发。儒家修身的重要目的就在于自觉培育道德理性，约束人的动物性，而使自己的本能欲望能够听命于道德自觉。
《菜根谭》说：“无风月花柳，不成造化；无情欲嗜好，不成心体。只以我转物，不以物役我，则嗜欲莫非天机，尘情即是理境矣！”[26]饮食男女是人的情欲本能，不可灭绝，属于人的动物性内容，支撑着人的肉体生存。但人之为人又必须对之进行有效的控制与调节，而不能反被其左右，而陷入纯粹的物性存在。人生一世，能够融天理与人欲为一体。即情即性，即性即情是人之为人的最高境界。“己之情欲不可纵，当用逆之之法以制之，其道只在一‘忍’字；人之情欲不可拂，当用顺之之法以调之，其道只在一‘恕’字。”[27]情虽非理，欲虽不礼，但均可以被教化、改造而趋近于理、礼，进而纳入正常、人性的轨道。不同于佛家，儒家承认并许可情欲的存在，但始终强调应当对之实行必要的限制与调节，不可纵任、放肆而败坏礼法纲纪。而限制与调节的长效手段则在于始终保持一颗警惕的心，“耳目见闻为外贼，情欲意识为内贼。只是主人公惺惺不昧，独坐中堂，贼便化为家人矣！”[28]人如果永远处于高度的道德自觉境地，则百害不侵。
所以，儒家又始终强调以理正欲、以理克欲。实际上，理与欲并不对立，理可以与欲水乳交融，理的发生本身就被于所推动，因而也是欲的产物。儒家实践的工夫强调守诚、持敬，发明本心，培养正气，用道德理性对自然情欲进行自我认识、自我辨析，以达到自我调控、自我监督的目的。正欲、克欲只是以天理压制那些非分的欲望。而最终则达到以理制欲、以理节欲的境界。儒家在天理的指导下，使人欲获得合理的满足。没有人欲也不行，关键是在天理与人欲之间寻求一个合理的张力。
实际上，儒家责己、克己的观念并不应该直接导致天理、人欲的截然对立。这从儒家内部对只任于天理而灭绝人欲的批判中可以获得证明。戴震常以对天理、人欲对立的竭力批判而著称。《孟子字义疏证·理》说：“天理者，节其欲而不穷人欲也。是故欲不可穷，非不可有；有而节之，使无过情，无不及情，可谓之非天理乎？”[29]但又反对一味的纵欲放荡。“若任其自然而流于失，转丧其自然，而非自然也；故归于必然，适完其自然。”[30]道德理性是自然欲望之中的必然之则，以理制欲，并不是消灭欲望，而是在理的统摄下，达情遂欲，使人的欲望都获得正当、合理、充分的满足。于是，理欲之间则应该始终维持这样一个张力：“节而不过，则依乎天理；非以天理为正，人欲为邪也。”[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