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历史撰述领域最引人瞩目的现象恐非专业史学与大众化史学之间恰相反背的走势莫属：被称为中国学术传统中最有光辉的专业历史学因与这个市场主义统摄一切的时代落落寡合而不得不困守书斋，为其所鄙夷、嘲笑甚而不耻的大众化史学却如野火燎原、铺天盖地，呈现“井喷”之势。人们不禁要问，同为过往历史的记忆，为什么一边冷凝为海水，另一边却绚烂为火焰？究竟是什么原因，在社会出现“历史热”的背景下，专业史学却不得不独守寂寞，为渴望走进历史的大众所拒斥？
对这些问题的探究，关系到历史究竟该如何书写。
对科学化的极端追求导致了民众对专业史学的望而却步
众所周知，近代史学的科学化是以兰克史学为标志的。作为“科学史学之父”，兰克发展出一套科学的史料考订方法。鉴于其在历史学成长为一门学科的过程中所发挥的“基因突变”作用，这一方法被称为史学发展史上的“哥白尼式革命”。从此，世界史学走上了专业化、学院化的道路，兰克史学成为世界范围内都宗奉的治史范式。兰克给史学家们提出了“不偏不倚的教诫”，规定历史学家最高的任务就是“如实直书”，写出“无色彩的”、“中立的”、“不偏不倚的”以及“不加臧否”、不作“判断”的历史。在兰克看来，舞文弄墨并非史家分内之事，平铺直叙地呈现史实，纵使感到抑制和无趣，仍然是史学的最高法则。稍后，到了实证主义史学那里，对历史学科学化的追求更加极端，竟然完全仿依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来进行历史研究。实证主义通过将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置于同样的立足点上，越发使历史研究向非人化方向发展。19世纪自然科学所获得的空前伟大成功，使得想要在历史学中追求一种像在物理学中那样的因果律的努力一时蔚成风气。跨入20世纪，随着社会科学方法不断被引进到历史研究中来，史学的科学化倾向进一步加强。英国史家约翰·伯雷所言“史学是科学，不多亦不少”成为史学家们普遍遵守的信条。
不可置否，对于史学科学化的追求，大大提升了人们认识世界的能力。但是，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为工具治史，渐渐程式化为为历史“祛魅”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历史学的修辞和文学结构越来越遭到漠视，甚至受到压制。修辞被当作是学术合理性的对立面，而接受修辞就意味着与成为一个优秀的学者背道而驰。在众多学者眼中，修辞完全是反理性的、反合理性的，不过是咬文嚼字的游戏而已。历史学家如果使用再现的叙事模式，就标志着在方法论和理论上的双重失败。在很多史家看来，叙事性具有将其题材“戏剧化”和“小说化”的天性，因此必须杜绝，好像戏剧性事件压根在历史中就不存在，即使存在，也由于其戏剧性而不能成为史学研究的合适对象。
于是，历史学家们忘记了历史学的语言和修辞策略，活生生的历史变成了理论的陈列和方法的展示。历史研究中充斥着诉诸概括律、模型和普遍化来进行解释的那种没有了人味的史学理论。
令人遗憾的是，历史学摒弃叙事的过程，也是背弃读者或曰为读者所背弃的过程，当历史学爬上高高的科学殿堂向下张望时，发现早已空无一人。史学越来越被压制在大学以及研究机构的院墙当中。科学史学的抽象方法及科学散文的枯燥和非人格性使得普通民众对历史彻底失去了兴趣。
对科学化的追逐，也是百年来中国史学最浓郁的情结。近现代中国史学的专业化和学院化，都是西洋制度东来后的产物。例如：宣称“我们是中国的兰克学派”的傅斯年就高调倡言“史学只是史料学”，要把“历史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同样”，“与自然科学同列”。这种追求势必将历史学的叙事基因剔除得干干净净。傅斯年曾说：“历史本是一个破罐子，缺边掉底，折把残嘴，果真由我们一整齐，便有我们主观的分数加进了。”在这种治史理念下，历史叙事是不可能找到一点存活的缝隙的。历史研究只能“渐成为精细的科学研究报告”。
而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唯有型构或志在型构普遍规律，并以其规律解释社会变革、文明演进的史学，才是科学的史学，或历史的科学。因此，史学工作者的任务：上焉者，是追求并建构放诸四海皆准的历史发展规律；中焉者，是利用中国历史材料去阐发或笺注来自西方的所谓‘普遍规律’；等而下之的，便是援引精粗不等、真假参错的‘普遍规律’来解喻中国古今社会的演化与变革。” 规律于是排挤了叙事。
总之，在过去的一、两个世纪中，追求各式各样的“科学化”一直是中外史学的主流。在科学化的历史中，科学话语早已成为一种外在身份标志，术语、范畴、体系等专业化词语天然地成为历史书写的关键词。文章越是佶屈聱牙，似乎越能说明文章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深度。
但是，历史写作归根结蒂是将历史真相包裹在文字当中，如果文字过于艰深，人们是没有兴趣打开这个包裹的。我们知道，交流必须建立在共同的符码之上，只有这样，编码者和解码者才能实现意义的传递。具体到历史书写，那就是要使用大众能够理解的语言。正如斯图尔特·霍尔所言：“语言是具有特权的媒介，我们通过语言‘理解’事物，生产和交流意义。我们只有通过共同进入语言才能共享意义。所以语言对于意义与文化是极为重要的，它总是被看作种种文化价值和意义的主要载体。”“同一文化中的成员必须共享各种系列的概念、形象和观念，后者使他们能以大致相似的方法去思考、感受世界，从而解释世界。直言之，他们必须共享相同的‘文化信码’。……为了将这些意义传达给他人，任何意义交流的参与者必须能够使用同一‘语言信码’。他们必须——在一个非常宽泛的意义上——‘讲同一语言’。”由此可见，对于大量的专业史学著作来说，由于科学化的语言符码造成的障碍，它们在大众那里是难以生成意义的。这里无形之中构成了一个小小的悖论：本来对历史真相的寻求激发了历史编纂的规范化，要求放弃修辞学和文学效果，因为人们相信这妨碍获得历史真相，但恰恰是放弃修辞学和文学效果妨碍了真相的扩散。
一个事实是，抽象化、模型化的历史，由于远离公众，很难再像过去那样参与国家和民族历史记忆的建构。近20多年来史学界一直在呼喊“史学危机”，一直在探讨史学危机何在。无力再参与国家和民族历史记忆的建构，才是历史学所面临的最深刻的危机。
最不堪者，是为了适理论之履而削历史之足。比如，拿反映欧洲社会演变轨迹的线性“五阶段”说来硬套中国历史，无异于用西方话语的“洋马褂”来捆缚中国历史的躯体，只能在历史书写和中国人的历史经验之间形成巨大的疏离和陌生感。这样写出的历史当然不忍卒读。
我们常说历史是一位戏剧大师，但是在科学化史学的制导之下，“历史决定论”使得历史的演化失掉了一切悬念，一切只能被嵌进一个公式内演算。试想，当历史变成一位演算大师，历史还会好看吗？
科学化史学是对“良史莫不工文”史学传统的背弃
中国古代治史最重秉笔直书，但同时又特别强调历史撰作的语言表述。“事核”与“文美”恰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二者从未偏废。
一直以来，“文史不分”就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突出的现象，许多伟大的史学作品同时又代表着我们这个民族文学的最高成就。历代有代表性的史学家都特别强调对史书文字艺术性的推崇。刘知几尝言：“史之为务，必藉于文”，“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章学诚也在《文史通义》中指出：“史之赖于文也，犹衣之需乎采，食之需乎味也。采之不能无华朴，味之不能无浓淡。”他更进一步把“文”当成史学家的评价标准：“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在章学诚看来，优美的文笔是历史的载体，优秀的史学家没有一个不是擅长于写作锦绣文章的。“工文”是历史得以传承的前提。
班彪、班固父子虽对《史记》厉声攻讦，但也称赞司马迁“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范晔对班固的文采也备加推崇：“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晋书·陈寿传》也记载时人称赞陈寿“善叙事，有良史之才”。
《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在国人中传诵最广、影响最大，它们同时也是二十四史中文笔最美、历史刻画最为生动、艺术性最强的著作。明末清初的名诗人冯班曾在《钝吟杂录》一书中写道：“今人看《史记》，只看得太史公文集，不曾读史。”可见，古代很多人是把史书当成文学作品来读的。白寿彝甚至认为，“《左传》最大成就在历史文学方面”，“为以后史学家和文学家学习的典范”。
叙事是中国史学的根蒂所在。自从司马迁作《史记》以来，纪传体一直为正史所延用。而纪传实质上就是讲述历史故事。将中国历史落实到大量人物传记上，通过人物事迹来反映历史的变迁是中国古代史学一大特点。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主要是通过人，而不是像今天这样通过理论推导来实现的，所以才能够将《史记》写成“无韵之《离骚》”。藉乎此，我们才能在《史记》中看到鸿门宴、荆轲易水别太子、萧何月下追韩信等精彩的历史场面，才能读到《项羽本纪》、《魏公子列传》、《李斯列传》、《淮阴侯列传》、《郦生陆贾列传》、《刘敬叔孙通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李将军列传》这些优美的篇章。
可以说，《史记》等纪传体史书，留下了自古以来中国人肖像中最为生动的面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