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两千五百年前，孔子就说过：“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1] 孔子的这一观点在现代社会经常受到人们的批判，人们会理直气壮地说：平均主义会造成普遍的懒惰，使整个社会失去进取心，永远停滞在贫穷的阶段。而“不均”即不平等则可以刺激人们去竞争，使整个社会充满活力，最终可以使整个社会摆脱贫穷。
这种观点看上去好象是很有道理的，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分析，孔子的“均无贫”的观点恐怕也不无道理。因为“贫穷”只是一个相对的和主观的概念。“不均”才是现实中一个绝对存在的差距。我们今天回头看一百年前的人类的生活，会认为他们是“贫穷”的，但在当时他们可能并不认为自己是“贫穷”的。现在生活在富裕地区的人们也许自以为是“富”的，但是安知在百年之后不被那时的人认为是贫的呢?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贫寡”与“不均”其实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人们之所以会产生贫与寡的感觉，就是因为“不均”的存在，没有“不均”就无所谓“贫寡”。比如在采猎人的平等社会中，既没有富人，也没有穷人，大家自然谁也不会有贫与寡的感觉。尽管他们的物质生活，在现代人看来好象是很贫乏的。但他们自己并不觉得贫乏。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人类曾经度过了几百万年没有贫穷的生活。贫穷只是到了人类开始所谓文明进步的阶段之后，也就是人类社会出现了“不均”之后，才产生的。因此，只要不均存在，贫穷也就存在。想要通过拉大“不均”的程度来解决贫穷问题，就好比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
当今世界现代文明和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然而即使是在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也仍然存在着贫穷的现象。尽管那里的贫穷，在极不发达地区的人们看来，差不多已经可以算是富裕；但是对发达国家的穷人自己而言，则实实在在是一种无可怀疑的贫穷。再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科学与文明的进步，并没有使世界各民族各地区均衡地得到好处，富国贫国之间的差距比前工业文明时代更大。甚至在一些极不发达地区，人们的绝对生活水平，都没有比他们的过去有任何提高，甚至还有所倒退。从下面的分析我们将看到，这种世界性的贫困与不均现象，是现代化文明的直接成果。
我们可以拿粮食问题为例，说明世界范围内的这种贫困与不均现象。
有关世界上一些贫困地区持续性的粮食短缺与饥荒的报导，经常出现于各种新闻媒体中。全世界有近10亿人处于某种程度的营养不良状态。他们当中5岁以下儿童受害尤深，不少儿童或直接死于营养不良，或死于对于营养良好儿童来说不至于死亡的一些疾病。
一种通行的看法以为，人类有史以来就一直有饥饿现象，一直有人吃不饱肚子，人类一直在同饥饿作斗争。然而人类学家对这种说法提供不出肯定性的证据。相反，一些民族志的材料证明，近几十年来出现于非洲、南亚一些地区的大范围的、持续的严重营养不良状况，在前工业文明时代是罕见的，至少是在“国家”产生之后才出现的。这些地区在前工业文明时代，虽然也会发生季节性的饥荒，也有时会遇到全年的自然灾害。但是象本世纪出现的这种年复一年的严重饥荒，并对大批人群的健康、活力和幸福造成严重影响的现象，在前工业文明时代都不常见。
为什么在现代文明和科学技术，包括农业技术，据称已经取得前所未有的进步的当今世界上，却还有一部分人类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食品饥荒，过着一种前所未有的营养不良的生活?问题究竟出在哪里?究竟谁应当对此承担责任?
对这个问题有两种常见的不同解释。一种是直接从“贫富”上找原因，认为是这些地区资源匮乏，人口众多，造成了粮食的绝对短缺，可以称之为“贫寡”论。另一种观点认为无论就整个世界还是就某个国家来说，资源的总量本来足以养活其现有人口，饥荒和贫穷完全是由于对资源的控制和分配的不平等造成的，可以称之为“不均”论。
持“贫寡”论的人是大多数。他们认为象印度、斯里兰卡、马里、埃塞俄比亚、萨尔瓦多这些国家，主要的问题就是人口太多。他们有限的土地难以生产出养活这么多人口的粮食来。在平常年份人民已生活在饥饿的边缘，一旦遇到自然灾害，就必然出现大规模的饥荒。象孟加拉地区在60年代，埃塞俄比亚在80年代发生的大饥荒，就是由干旱引发的。总之，这种观点认为，造成大饥荒的原因无他，人口过剩加自然灾害而已。由于人口太多，那里的人民平时即处于营养不良之中，一旦遇到自然灾害造成疾病流行，则大批人口的死亡便不可避免。在“贫寡”论者看来，这些地区的粮食、水、土地和其他生活资源绝对短缺，所以一切只能归咎于这些地区人口增长太快，以及生产力低下，不能开发出新的资源，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