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于台湾的大学，后来在哈佛求学并任教的杜维明，一九八八年获选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如今，他在美国讲的课，尽避大都是在讲两千多年前的孔孟，或者一千多年前的程朱，来听讲的却主要是美国青年。在哈佛，杜维明原来讲的是西方课程，大约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他向校方提出想开一门关于儒家伦理的课，起初，校方怀疑这样的课学生会不爱听。杜维明先在普通教室里讲，学生太多，改到梯形教室里讲，仍然坐不下，再改到哈佛最大的山得斯（Sanders）剧场讲课。山得斯的一、二层，满满地坐着六、七百学生，有的坐在地上，门外还有。杜维明提醒他们不要走错了地方──他也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听众。美国学生从小接受的教育强每个人是独立的，他们之所以对中国人的思考方式很感兴趣，是因为中国传统所强调的和他们的不同，中国人讲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个人不是孤立的，人和人是互相影响的。杜维明每次讲课，总要留下一些互动的时间让学生来提问，他的助教会将麦克风传给举手的学生，那麦克风真像一支文化的接力棒。
二○○九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罗巴利亚艺术节里有上海京剧院演出的《白蛇传》，到了场间休息三十分钟时，上海的一位副市长带著翻译去问观众，想知道他们到底能不能看明白。所有被问到的人，都讲能看明白。他起初不大相信，又去问欧罗巴利亚协会的总经理，回答仍然是能看懂──为了爱情而抗争的故事嘛。总经理反问：你们为什么会认为我们看不懂？
这个艺术节里有个名为《再序兰亭》的书法大展。起初，主办的比利时朋友有些担心，因为许多欧洲人根本不识汉字，他们如何能体会文意和笔触、气韵的交融？展览是沿“书法与正统”、“书法与文学”、“书法与宗教”、“书法与政治”等几条线索来向欧洲人讲述中国的文化故事的。它告诉他们中国“古代文官任用时，书法是考评标准之一。中国士大夫对书法的传承，使这一艺术的内聚力和社会的连贯性达到文明史当中他者难以企及的程度。”从展览的效果看，主办方认为它体现了艺术节里中国文化的最重要特征。比利时朋友对中国文化有如此深邃的认识，足见文化的力量正在于化人，这种让人领略让人感动力量是可以冲破地域和肤色的藩篱的。
有一位欧洲某大国领导人曾讲过，一个不能输出价值观的国家，不是真正的大国。他这样讲话，多少有些强力推销的味道。但仿照他的句式，我们是不是可以讲，一个没有文化亲和力的国家，谈不上是真正的大国。
在展览期间，有一位欧洲朋友向记者讲到他心中的悲戚。他的国家在经济上虽属发达国家，但历史上被几乎所有欧洲民族占领过，如今，他抱怨自己缺乏民族感，他认为幸存者文化使自己的国家成为一个“机会主义国度”。和他比较，我们没有文化孤儿的感觉，因为我们生长的土地上不但有秦砖汉瓦，还有人们发自心底的歌：“我家就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方，都是我的歌我的歌。”“不管是八百年，还是一万年，都是我的歌我的歌。”在全球化的合唱节里，什么是我们的保留节目？
作者：言止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