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主持全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显示，民众最关心家庭收入、医改及住房问题，在信息获取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最高，接近很信任。(5月23日新快报/《民主与科学》)
不仅在信息获取上，民众对政府新闻媒体、政府公布的统计数字的信任程度高于互联网信息和小道消息，而且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最高，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近些年来，中央政府对民生热点问题的关注，各项重大决策体察民情，体现民意，实现民愿，受到民众的普遍欢迎。
虽然地方政府处于“比较信任”的位次，但仍有许多方面值得反思。
一是急功近利偏离民意。某些地方政府为什么频频出现与国家法律法规相抵触、以地方保护主义为“主打歌”的“土政策”？为什么某些地方领导的讲话、举措看似轰轰烈烈，常常经不住法律的推敲？为什么个别地方政府将指定用烟用酒写进红头文件？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我行我素，自行其是。在政绩冲动和利益驱动之下，有的地方政府自以为只要为了发展，搞些“过头行动”没什么大不了。特别是在粗暴命令指挥下的“强行入轨”，往往会导致劳民伤财。
二是政出多门与民争利。个别地方政府从局部利益考虑，纷纷以法规、规章或规范性文件等形式，尽最大可能扩大自身权限。为此，老百姓早有怨言：“若干顶大帽对准一顶破草帽”。人大代表则提出：“这么多部门，你管你的，我管我的，有利的管，无利的不管，分割的是百姓的利益。”仅以食品安全为例，有食品标准、产品质量、食品卫生、农药管理、动物防疫等20部以上的专业性法律法规，还有若干地方规章和文件，有利的抢着上，没利的躲着跑。路上有“电子眼”，手里有罚款单，某些政府执法部门侵犯群众利益的事屡屡发生，丧失的是地方政府的公正与诚信。
三是缺乏自信信息不畅。在一些地区，信息不畅的现象还比较严重。今天某个领导讲句话，明天就出来说数据有出入；某项创新措施引发议论本来是正常的，立马又出来作多此一举的解释；热衷于报喜不报忧，一出现公共突发事件，马上想的不是在第一时间掌握并公布信息，而是极尽隐瞒之能事，甚至连死亡人数都敢瞒报。一些企业违法排污问题突出，群体性环境事件呈迅速上升趋势。而公众想了解这些污染严重企业的排污情况，往往得到的回答是“商业机密”。更有甚者，个别袒护排污企业的政府与企业一起订立“攻守同盟”，隐瞒企业环境信息，让公众如雾里看花，深受污染其害，却浑然不知。一些地方政府以“保障稳定”为借口故意隐瞒信息不仅让公众不能享有知情权，而且使公众对政府行为不能及时参与和监督，进而影响地方政府的公信力。
上述三种现状折射出某些地方政府扭曲的政绩观和短视的发展观，是民众对地方政府信任度低于中央政府的主要原因。当下，社会心态所表现的是社会转型期和深化改革发展时社会群体的社会心境状态，是整个社会的感受、社会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观的总和。为了实现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的总要求，各级地方政府应不断总结得失，努力打造责任政府、法治政府、诚信政府。
作者： 梁江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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