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荀子对人性的看法不同，对理想人世秩序的建构却大同小异。也因为孟荀都以礼义五伦为人世秩序的基础，他们分判人兽的标准亦无异。至于告子则以‘性，犹杞柳也；义，犹杯棬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杯棬。’（〈告子上〉）孟荀共同认同的仁义，在告子看来是戕贼人性的负面价值，因此告子理想的人世秩序有别于孟荀，在孟荀看来，也许告子也是‘近于禽兽’的。由此可知，对人世秩序的理想建构之异同，才构成了对人的文化界说之异同；人性论的异同却未必造成一样的结果。
〈三〉、合理人伦秩序的具体实践
人的文化界说区别了本族与异族，也区别了君子与庶民。因为君子才是真正体现了人之所以为人者，所以在合理人伦秩序的具体实践中，圣人君子也占据了关键的地位。
孟子说︰‘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即理义）’，因而凡人闻圣人之道，‘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而孟子同样强调人伦秩序的物质基础，‘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离娄上〉）因为孟子以为‘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梁惠王上〉）士君子高于庶民，‘无恒产而有恒心’，庶民则有赖明君之仁政引导向善。
虽然孟子强调‘人皆可以为尧舜’，但在具体社会实践中，人还是被区分成不同的范畴，有治人的君子（圣人是君子中的领导者），有被治的庶民。‘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滕文公上〉）。君子与野人对比，绝非纯以道德之高低区分，而是以社会阶层区分。即使君子之称带有道德意含，也是附从于社会地位之上（如前所述‘真正的贵族’）。因为孟子很明确地区别‘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国中与野因居民社会地位不同，赋税方式也不同。‘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滕文公上〉）朱注云︰‘公田以为君子之禄，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后私所以别野人也。’同样以君子与野人为社会阶层上的区分。
就一典型城邦而言，城内与城外，分隔了两个世界，城内称‘国中’，城内居民称‘国人’；城外为‘野’，‘野’居‘野人’。国野的区分可能因征服战争或武装殖民造成。城内居住的是统治者，国人是统治者中的平民（都邑之士，无宗庙，只能尊父而不能尊祖，但仍分享若干参政权）。野人则为被统治者，无参政权，且须提供许多劳役贡纳。
简单地说，封建时代的‘国家’分为三个阶层，一是联系于宗庙的贵族（大夫及学士），二是联系于社稷的国人（都邑之士），三是提供劳役的野人。国人也提供劳役，也耕种，但是所负担的方式与野人不同，除了孟子所说的‘九一而助’和‘什一使自赋’外，《周礼》〈地官?乡大夫〉亦云︰
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辨其可任者。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国中贵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
国人和野人服劳役的年限不同，而贵族、服公事者及国人中的老疾者免役。
相对于贵族，国人、野人都是被统治者。国人虽不能参与贵族宗庙，不能分享高层的统治权力，但仍具有部分的参政权，又高于野人一等。《孟子》〈滕文公上〉︰
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这是孟子的社会分工论。他先简单地分为劳心者（治人、食于人）和劳力者（治于人、食人）两橛。当然，君子（贵族）是劳心者，小人（国人与野人）则是劳力者。何以劳心者可以治人？因为他们具备处理公共事务的专业知识与能力。孟子的学生彭更质疑︰‘士无事而食，不可也。’孟子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