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和为贵，处事有度
第三个重要思想，“中和中庸”。这是直接与共建和谐社会有关系的。“中”是天下最根本的东西，“和”是天下的大道理。“中和”就是中华传统文化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尽管社会或者自然界的事物千差万别，矛盾交织，却能够表现为多样的统一，复杂的平衡，可以统一在一起，可以和谐相处。“和文化”的确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它要求不同事物聚在一起，能够协调、能够并存、互相促进。游子（即子游，孔子的徒弟）曰：“礼之用和为贵”。礼本来是指周礼的，但是这个思想流传到今天，必须要做新的诠释了，也就是“社会秩序”。这两句话的意思是，社会秩序的作用贵在使社会和谐。比如交通规则就是社会秩序，它的目标就是使社会和谐。为了保证社会和谐，交通规则必须严格执行，所以“礼之用和为贵”。孟子讲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最重要，一个家庭，家和万事兴；做生意讲和气生财；搞政治要求政通人和；做事业要求和衷共济。与人相处要以和为贵，对外关系要协和万方，总而言之方方面面都是和谐最好。
和谐好听，怎样才能和谐呢？中华传统文化告诉我们一个方法，以中庸为首达到中和的目的。从古至今，“中庸”的思想被许许多多的人给歪曲了，特别是在近现代，“不分是非、折中调和、庸庸碌碌、和稀泥”变成了中庸的代言词。这其实是彻底的歪曲、扭曲。所谓“中庸”，其实就是要求处理问题不偏不倚，恰如其分。“中”要求事物出现一种平衡、和谐的状态，当然，这个平衡点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把握的。古人讲中庸最著名的例子就是讲孔子的，他的学生子贡问孔子： “颛孙氏和子夏这两个人哪个更好？”孔子说：“颛孙氏干事情总是过头，可子夏干事情总是不到位。”子贡就说：“照你这么说，那个颛孙氏做事虽然过一点，比不到位总要好一点。”孔子说：“不，过犹不及，过了头等于不到位。”所以要处理矛盾交错、情况复杂的社会问题，要有如此准确的把握度，显然极其困难。子曰：“天下国家可均也”，天下国家你要把它平均,那没问题；“爵禄可辞也”，你要是做不好官，你把官辞了，可以的；“白刃可蹈也”，白刀子，你要我往上踩，可以的；“中庸不可能也”，中庸，做不到。由此可见，中庸并非“抹稀泥、不分是非，不讲原则”这么简单。
作为一个现代人，在处理各种复杂的矛盾冲突时，一定要有“度”的意识，要把握分寸。假如时时处处都是趋于极端，态度绝对化、做事没商量，那弄得不好就会导致同归于尽、鱼死网破。基辛格在上海交通大学做了一个报告，讲了一句话“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因为他处事有度”。要把握这个度不大容易，有三个思想前提：
第一，要真心承认事物是和而不同、各有特色的，也都有生存、发展的权利。不能要求人人和自己一样。
第二，要有修养和品德。孔子说得好，“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什么叫“同而不和”？就是结党营私，不是跟所有的人都友好相处，而是拉一批人去斗另一批人。孔子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做事要把握准确度，君子能做到，小人做不到，小人总是过头。由此可见，要做到适度和谐不仅仅是认识问题，还与人的品格修养有关系，小到一个单位，大到一个国家。这也就说明了，要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个人品德和修养的提高，和谐社会只能建立在国民素质很高的基础之上。
第三，东方文化在强调适度的同时还强调忍让。大家都知道，处理问题最好双赢，双赢必要互让。有企业家说过一句话，“我做生意从来不追求最大效益，只追求最佳效益，给人留条路，让别人也有好处，这样才能做得长。”我认为他的话很明智的，有时候该单方面让步就应该单方面让步，有句话说，“吃亏就是占便宜”就是这个理儿。
这里有个小故事，说的是安徽桐城六尺巷这个地方，两家人争三尺房地。其中一家男主人叫张英，是清代康熙时候的宰相，他的儿子更有名，张廷玉，在座看过《康熙皇帝》电影的都知道，他们是父子宰相，后台多硬啊！儿子写了封信到北京，对父亲说：“这场官司绝对不能输，您一定要支持。”张英就回了一封信：“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张家人一看，很受启发，就让了三尺。邻居一看宰相还让我们三尺，也就不好意思了，也让了三尺，两边一共六尺，就成了一条不窄的巷子了。所以我们强调高调低效，这实际上很发人深省，是一种精神文明。这对构建和谐社会是非常有好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