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李先生将相关论文集为一书，以“走出疑古时代”题名，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1997年，此书出修订版，流传颇广。伴随李先生频繁的学术和社会活动及其相关著述的广泛传播，“走出疑古时代”迅速成为一股强大的思想潮流席卷学术界，其影响之大令国内外学术界刮目称奇。特别是1996年正式启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使李先生和他的主张几乎家喻户晓。
1996年5月16日，工程的发起者、时任国家科委主任的宋健先生在工程座谈会上发表讲话，题目是《超越疑古，走出迷茫》。宋先生在讲话中对受“疑古”影响的中国史学界深表不满，认为他们对中国古代文明过于谨慎的态度及其观念“在各种场合总令人不适”。特别像黄帝这样的古代帝王，在古代有那样丰富而详细的记载，其“名谥世次、妻、子名姓俱全，史实清楚，可信可鉴”，可偏偏“有些历史学家的著述与此迥然不同”，或者将其列为“传说”，或者干脆忽略不述，“很煞风景”。他说“民间巷里”已经“怏史学界之迟疑，怨众贤之蹒跚，无奈自编三代纪年”了，史学界没有理由不出来承担责任，启动工程，“以飧社会之急需”。不过，他深知三代纪年问题的纷纭复杂，也知道其中许多问题不是短期内所能解决的。为了在既定时间完成既定目标，他主张“宜集中注意力于任务目标，不再引发大的辩论”，并且“坚持重大科学问题上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宋先生特别提到《走出疑古时代》这本书，这实际上是整个讲话、也是整个工程的基调［3］（P468－479）。而这个从动机理念到组织实施、再到运作决策都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工程，其实际的负责人即是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先生。对工程“走出疑古”的特征，李先生也从不讳言。在不少地方，他都强调工程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改变疑古思潮影响下对中国古代文明估计得偏低、偏晚的倾向。也就是说，作为工程的领军人物，李先生很明确地把工程看作是“走出疑古”的一个实质性步骤。
借着“夏商周三代工程”这一强势活动，“走出疑古”不仅把众多学术门类纳于麾下，而且对整个社会产生重大影响。人们对许多问题重新进行探讨，而问题的焦点则集中在对“疑古”的认识和评价上。李先生自己始终没有否定“疑古”的“进步意义”，但所谓“进步意义”，无非是“反封建”、“解放思想”这几句老话，而且总是轻描淡写，一提即过。相反，对“疑古”的“局限”、“不足”和所谓“副作用”的批评则总是义正词严，不遗余力。这种批评策略对“疑古”的“进步意义”，特别是其学术价值的遮蔽和事实上的抹杀是显而易见的。实际上，正是李先生的这种一轻一重、一虚一实的批评策略导致后来对“疑古”的全盘否定，［脚注：如廖名春先生即认为：“严格地说，古史辨运动本来是学术层面上的问题，但人们往往从政治层面上来肯定它（原注：如《顾颉刚古史辨学说的历史价值》（学习与探索）1994年第3期）一文就是首先肯定‘疑古’精神的反封建意义。”］。本文写作的目的，只是提醒人们：即使从政治层面上来评价古史辨运动，我们也不能只对它作正面的肯定。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倍受外国霸权的欺凌和压迫，这种欺凌和压迫最大莫过于对民族精神和民族自信心的打击。在这一问题上，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到底起了什么作用，的确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试论古史辨运动兴起的思想来源》，原刊《原道》第4辑，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又见陈其泰、张京华编《古史辨学说评价讨论集》，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廖名春《中国学术史新证》，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其“全盘否定”的倾向十分突出。）引起学界强烈不满，结果逼得李先生不得不出来作些澄清［脚注：最近的一次澄清是在2004年秋季的一次演讲中，李先生说：“大家都知道，我曾说过一句话：‘走出疑古时代。’这个提法可给我带来大麻烦了，有很大误解。其实我的意思是，疑古思潮本身在当时是一种进步思潮，起了非常重要的进步影响，但我们今天不能以疑古为限，只有怀疑没有建设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去论证，所以有些学者不能限于疑古，而要释古。”（见李学勤《出土文物与〈周易〉研究》，载《齐鲁学刊》2005年第2期）］。但私言既出，便成公言，倡始“走出疑古”的李先生已经不能阻止从侧重否定走向全盘否定的势头。“走出疑古”的主张招徕诸多批评，可以说多由此引起。“走出疑古”将其否定“疑古”的一面置于突出的位置，虽足以震动视听，引起关注，但是也因此付出了不小的代价，那就是将作为其立论根基的学术研究掩在了后面，使其学术上合理的一面难以得到真正的理解。
平心而论，李先生对“疑古”的评判与一般研究学术文化史的人不同。“疑古”和“走出疑古”，说到底是对“古”的态度不同，而李先生的特别之处就在他评价“疑古”的时候，自己对“古”即是一有造诣的专家。要评议李先生“走出疑古”的得失，必须结合他对“古”的研究，才能了解他所以提出“走出疑古”的理由和根据。（作者：杨春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