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出走与回归
一百年来，我们从传统里走出来，沿着自由的方向奔跑着，不断受到外来观念的熏陶，于是，对文明进程的理解，有了这样一个成型的模式：人类不断地摆脱旧的束缚，获得身心的自由，创造新的先进的文明。
在这种思维定式里，我们命运似乎全靠不断解放思想，打破禁锢，开拓进取，探索创新。正是这几个词也成为我们时代最流行口号，镶嵌在所有成功人士的格言里，并成为几乎所有厂训、院训甚至大学的校训。
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心底里的笃信、持守、规范、节制、敬畏、节操等等，凡是已经有过的价值坐标基本上被席卷一空，或者只是被冷冷地祭在教科书里。
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开始公开地谈物质利益的正当性，并肯定它作为社会的基本原则，“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生产力决定一切，谁敢打擦边球，谁敢第一个吃螃蟹，谁敢得风气之先，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第一个分田，第一个承包，第一个下海，第一个炒股票，第一个炒房子，总能捞到第一桶金，先富起来。反映在思想界就是，中国历史之所以落后就因为“重义而轻利”，造成道德对于个性，礼制对于自由的扼杀，社会的生产积极性与创造力被束缚。
当自己的文化里取消了所有先验的禁忌，只剩下经验性、本能性的追求，超越性、普遍性的规则便无法主动建立，那就只有在现实中被迫服从别人强势的给予。那句话没有给中国人带来乐见的正面结果，竟然给自己的发展划定了界限。
其实人类文明并不是一味走向新奇，单方面追求释放，无限地扩张地盘，永无止境地占有与消费，却只是蜻蜓点水，浅尝辄止，喜新厌旧。人的好奇心终会厌倦，幸福感与满足感的边际效应趋于零。因此，娜拉出走，总还要寻求归宿；解放与约束，开放与保守，浪漫与古典，出走与回归，想象与知识，感性与理性，激情与理智，发散与收敛……这些是人类生存的两个极端，两者应当达成一种平衡，不能偏执于一方。
弗洛伊德不仅揭示了文明的原动力，更解开了文明的动力结构。
弗洛伊德把人的意识结构分析为“本我－自我－超我”三个层次。本我是人与生俱来的生命冲动，受“力比多”或者性本能的支配，和所有动物一样要寻求快乐与满足，力比多潜藏在人的意识深处，构成人的一切活动的原动力；自我是人在日常生活中直接的意识活动，它虽不知道本我的存在，却总是试图掩饰本我的直接作用，而本我常常突破意识的防线表现出来；超我是人后天从社会文化背景中接受的道德原则，它抑制本我的泛滥，约束自我，形成持久而稳定的人格取向，塑造人的理性与良知。
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至少是可以从两个相反的方面去理解的：一方面，人的本能是最终的人生动力，而后天的文化是对人性的压抑和扭曲，这是人生痛苦与焦虑的根本原因，甚至造成人在不同程度上都患有神经病。这也揭示了一个大问题，人类文明的原动力不是来自任何抽象的、神圣的以及外部的力量，而是来自人本身。
另一方面，人与动物的根本不同，就是人有后天的文化禁忌，造成对本能的约束与节制，形成凝聚与秩序，把当下的、激越的、盲目的、个体的欲望，转化为持续的、稳定的、自觉的、社会的张力，驱动人们从事创造性的生产与劳动，从而走出动物的自然状态。因此，无论是原始部落还是现代民族，所有的文化都基于自己特殊的禁忌、敬畏、信仰。
因此，对本能欲望的合理抑制是人类文明的永恒主题，并不只是生产力较低时的权宜之计。在古代社会，也并不总是生活资料匮乏，即使是在相当充裕的情况下，也要求人们消费有所节制，要懂得感恩，不能暴饮暴食，不能暴殄天物。
2.西方文化的底色
在众所周知的圣经故事里，我们可以找到西方文化的典型禁忌。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从无忧无虑的伊甸园被放逐到苦难丛生的人世间，就是因为人性（吃了智慧果）触怒了神性（上帝的禁忌代表对人性的约束），犯了原罪；旧约《圣经》里的上帝耶和华十分暴虐，一有人违逆其意志就大开杀戮，毫不留情，信奉这样一个上帝的子民们心底里有强烈的恐惧感；“摩西十戒”的前一半内容也是要人无条件服从这唯一的上帝。新约《圣经》虽然不再如此狰狞恐怖，却通过耶稣基督受难的救世情怀，把沉重的十字架植入信徒的灵魂深处：上帝之子为拯救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每个人对自己的罪孽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赶紧赎罪吧。
可见，基督教的原罪说、性恶论就是以彼岸神圣的信仰坐标，形成对人的自然本性否定，对人的此岸性欲望的无条件压抑。因此，基督教文化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禁欲主义，其“天理”对于“人欲”的压抑程度，远比中国儒家“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敬鬼神而远之”要深刻得多，一点也不比宋儒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孤立口号轻松。
禁欲主义是西方文化的底色，那么近代资本主义应当是在打破禁欲主义的过程产生的吧！这种说法似是似又不是。马克斯·韦伯认为，贪欲、享乐、谋利是所有人类共有的，人的本性决定，但这并不是资本主义精神动力。资本主义只产生在新教地区，正是因为新教特殊的禁欲主义，以理性的方式抑制了人欲望的放纵，为了在现实里验证自己是否来世得救的心理，转换为持续的敬业精神，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
中国人从好莱坞大片里，从可口可乐、牛仔时装、名牌时尚广告中接受到的西方文化，那种开放的时尚，性感的外表，其实只是西方文化的一些碎片而已。欧洲人、美国人在我们难以见到的习惯中，在他们平静的日常生活里，在我们难以进入的传统组织里，实际上是相当保守的，他们对宗教的虔诚，对家庭的眷顾，对于传统价值的维系，对公共规则的信守，不管受到时尚多大的冲击，都是占主导地位的。
人们印象里，美国文化更有与时俱进的一面。然而，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指出，现任美国总统布什政治决策的基本依据是保守的天主教信仰。实际上，今日美国的单边主义、右翼保守主义势力几乎是在逆着整个世界的舆论自顾自地走下去的，已经发动几场战争，足见其能量何等强大。
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只是人们从传统的禁欲主义的羁绊中走出来，回归到有血有肉的世俗生活，走出的过程很灿烂，很有激情，但结果在放纵中走向堕落、纷争、腐朽，甚至不得不回到保守状态；后者恰恰是更执着于信仰，但不是盲目服从于外在的权威，而是把信仰带进世俗生活，以自己的理性和行动，更好的体现信仰，因此人们不是走出宗教，相反是更加深刻地走进宗教世界。
南欧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人首先发现并征服了美洲，他们由直接的物质欲望驱动，目标就是赤裸裸的现实利益，他们以残酷的手段，毁灭了中南美洲发达的印第安文明，将那里的财富掠回欧洲挥霍享用，只给那里留下奴役、纷争、无序，还留下没有文化归宿的大批混血后裔。结果尽管他们的开拓很早，但至今拉丁美洲仍然是第三世界，众多分裂的国家虽然有相近的语言，却与西方世界存在着巨大的文化与经济鸿沟。
北美的开拓者却是以北欧人为主体，尤其以“五月花”号船上的103名清教徒为代表，他们不是为发财致富而来的，当时的北美连高级的印第安文明都没有，没有现成的财富，他们是由于旧大陆的宗教冲突被迫来到新大陆，去实践自己的信念和理想的。他们更多是信仰虔诚的禁欲主义者，形成了韦伯所描述的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结果，今天的北美成为世界最富有、最强大的社会。
3.爱欲的底线
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的马尔库塞也吸收了弗洛伊德的理论，认为一切社会文明都是同爱欲本能相对立，通过压抑本能欲望而发展起来的。他认为在社会经济落后的条件下，为了造就文明而从事艰苦劳动，对爱欲作一定限度的压抑是必要的。而在生产力发达、物质财富充裕的现代条件下对爱欲继续压抑，就不合时宜了。显然，马氏旨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这一具体形式对人性的压抑，这在社会学意义上是合理的。
但是如果在普遍的文化意义上认为，随着文明的进步，一切对人本能的约束与节制都要解除，一切超我层面上的精神禁忌都要瓦解，这就走到错误的方向上去了。因为，人的自然欲望本身是盲目的，虽然任何时候都是有限的，但它又趋于自然地放大，走向无限的消费和占有，譬如说吃到肥胖还要吃，喝到醉倒还要喝，吃着碗里的，想着锅里的。还不要说打造豪华的宫殿、陵墓，购置昂贵的车马、衣饰，追逐浮浪的豪华与虚名，直到这种欲望泛滥到生命的极限，或者撞到自然与社会的底线而崩溃为止。
传统资本主义主要以人的异化来劳动生产，无止境地榨取劳动者的剩余价值，生产越多，资本增值越大，资本效率越高，人越是被资本支配。
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问题通过技术进步已经获得根本性解决，物质财富相对于人的实际需要来说，已近于无限丰沛。因此，资本增值主要依赖于市场占有的份额，实现利润的根本途径是通过广告与推销，激发人们无止境的消费需求。因此，经济学家成天叫嚣着刺激需求，需求不足就是经济增长的绝境。为了拉动需求，动用各种招式，根本的关键是要激发人的消费欲望，把人卷入资本增值的体系里，加入对自然无穷尽的榨取行动之中。
然而，物欲的放纵并没有带来人的持久快乐，反而只有焦虑、疲惫与迷失。有人说，传统社会人有烦恼就去教堂祈祷，近代社会人有压抑就去造反闹革命，现代社会人有郁闷就去商场购物。
经济运作及社会结构本来的目的是给人类带来幸福，但如今经济增长却成为资本支配人类生活的途径。为了经济增长而消费，一盒纯古典的月饼，竟被现代资本以脱衣舞的模式包装出六七层，每一层还安上特殊的机关，让人有限的胃口消耗更多的资源，以增长更多的GDP。现代都市里扔出的过期食品越来越多，明亮整洁的塑料和金属制品把消费品一层又一层包装起来，没有别的目的，只是要撩拨人的消费胃口，地球数亿年演变才留下的矿物质被人挖出来就这样充当瞬间的道具，然后扔进垃圾堆。
这种超出人的实际需要的消费泛滥，造成人类生活及其环境的严重失衡。看似无限丰富的消费品，其实是以技术手段从自然界过度榨取的，环境灾难与资源枯竭越来越成为人类的共同恶魇。如今，除非在偏远山区，乡村里已经找不到一条干净的沟渠，已经没有灿烂的星空，城市生活里已经没有真正的夜晚，人们被资本软禁在精致的鸟笼里生活，接受着琳琅满目的供给，享受着四季如春的室温，笼子外则充斥着垃圾和弃儿。
4.“中国的土豆”
一般认为，中国落后于西方的根本原因是“封建礼教”对人性的压抑，个性得不到伸张，自由创造被束缚，儒家的“三纲五常”标志着与专制主义相对应的人格约束
然而，这种现代人的概念演绎不一定是历史的真实。在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下，尽管皇帝有绝对的权力，但在天高皇帝远的乡村，农民可以保持自由、散漫的自给自足生活，既没有欧洲中世纪农奴那种人身依附，也没有强大的神权统治。只有在人口与土地的压力太大，上层官僚集团争夺加剧，腐败蔓延，蛮族外部入侵时，这种过度散漫的社会结构才会瓦解，通常会在蛮族或流氓集团的角逐之后形成新的王朝。
马克思曾经形容法国农民的比喻也可以用在中国，分散的农民像是一个个相互没有关联的土豆，土豆必须靠麻袋扎起来才构成整体，农耕社会的麻袋就是集权统治。可见，皇帝的专制统治恰恰是与绝大多数农民的自由散漫互补的。
如果说，在政治特权较少、人身自由较多的背景下，人们各自追求自己的利益，这就是资本主义的话，那么中国资本主义两千多年前就有了。可是这种农业资本主义却为什么长不成近代西方这种工业资本主义呢？因为，自由散漫的农业资本主义凭借人的直接经验，在自然状态下维系一种朴素的生存，缺乏强大的心理张力，没有理性层面的普遍节制，因此也无法实现超越自然状态的创造力，无法实现大规模的社会协作与竞争。
这样看来，中国传统社会人们的自由度其实比西方要大，虽然在政治文化上强调君权的神圣地位，但毕竟没有强大的神权统治，人们更多关注的是世俗生活，超越现世生活的文化禁忌相对要弱。佛教从外部的传入，给了中国文化以超越现世欲望与苦难的来世观念，一种更具永恒性的生命价值追求。而后，宋明理学则进一步改造和补充儒家学说，强调以普遍价值的追求（天理）抑制当下欲望的无限膨胀（人欲）。方家指出，这里所谓人欲，并不是指人的正常需求，吃饭穿衣住房享受天伦之乐，都在天理的范畴，只有过度膨胀的欲望才违背天理。可见，宋明理学的文化建构，在传统文化逻辑上有它的合理性，它是传统文化自身的完善。
5.“回到人本身”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思想界有人呼唤“人文精神”的回归。大家都知道，这是要抵制物质主义、功利主义、消费主义。可是，到底什么是人文精神，理论上似乎没有人说清楚了。有人将它与人文主义联系上，有人把它附会于“文人”的精神，有人还反问，过去就有人文精神吗？
人文主义与人文精神当然有关系，两者都是要“回到人本身”。前者是要走出中世纪束缚，当人被一种异化的信仰外壳束缚而倍感压抑时，就开始要背弃它，要解放自己的生命意志。在意大利文艺复兴中，人们要从天国回到人间，要以世俗生活而不是神圣价值为中心，这是典型的人文主义运动。而后者提出的背景却相反，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物质生活日趋丰富，一部分人开始放纵欲望，然而越来越舒适的生活似乎并没有带来人们心底的快乐，反而是失落与盲从，因此这种经济发展与人本身的全面需求并不是一致的，甚至是一种人的需要的扭曲。于是，人文精神的口号虽然也是要回到人本身，却是由物质上的放纵回归精神追求。
从神圣世界回到物质世界，从物质世界回到神圣世界，都叫“回归人本身”。那到底什么是人本身呢？原来，“人本身”是一个相对概念，当“超我”成为桎梏时，“本我”的伸张就显得更加真实、鲜活、绚丽；而当“本我”泛滥时，“超我”就显得更是人的本质，更显得崇高。
是不是要回归过去的精神呢？又是，又不是，过去那种意识形态的理想主义当然是没有几个人想倒退回去。但是，正如天主教教会包办人们的信仰问题，只要有人接受，它就有它的合理性一样，人们指责、嘲讽改革开放之前人的精神扭曲，却并不能因此忽略一点，意识形态的理想主义毕竟也是理想主义，扭曲的精神仍然是充实的，也能给人带来憧憬。
况且，有人想要回归某种有精神追求的状态，并不是简单回到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文艺复兴是直接走出束缚，结果人们在短暂的放纵之后迷失了，一些人依旧回到天主教中寻找精神庇护，因此欧洲南部拉丁区今天反而更多人具有天主教保守主义倾向。而北部的宗教改革却是一方面走出罗马教会的外部束缚，另一方面却在每个人内心里形成更加虔诚，更加理性的基督教信仰，因此今天的新教国家里，理性精神已经内化到人格里。
作者：姚国华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