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名士对自我形象的关注，对个人名声的追求，与当时复杂的社会背景相关联。一方面，人物品藻的选拔人才的政治制度，促动了人们对外在形象进行品评赏鉴。另一方面，魏晋社会混乱不堪，“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传统的儒家价值观念分崩离析，“修齐治平”的儒家理想成为魏晋士人可望而不可及的楼头残梦。这个时候，名声本身已经成为独立的价值追求，魏晋士人对名声的追求就具有了独特的形而上意义。这种形而上意义突出表现在阮瞻等人脱衣裸形而“谓得大道之本”，他们关注外在形象博取声名的目的是追求“大道”，渴慕“通”、“达”，而“通”、“达”正是魏晋玄学思潮中最高的价值追求。
后现代明星是大众文化的产物，大众文化以娱乐大众为目标，在后现代社会，“美感的生产已经完全被吸纳在商品生产的总体过程之中”阎。大众文化构成十分重要的商品，商品的特点决定了大众文化工业的生产者无不以威利为目的，衡量的标准是以具体的阿拉伯数字昭示的票房、收视率、纯利润。基于此，后现代明星构成了文化商品中的一环，明星同样可以明码标价。在视觉文化大行其道的后现代社会，作为商品的后现代明星为了卖个好价，更需要关注外在形象，需要文化工业的生产者们对其进行“包装”。这时，作为活生生的人的明星被物化了，它成了冷冰冰的商品，以商品面目出现的后现代明星对自身形象的关注，可以说只是出于“庸俗”的目的—赚钱。它没有也不需要形而上意义的追求。
二、两者的生命力及其文化差异魏晋名士追求着独特之个性，独立之人格:
“桓公少于殷侯齐名，常有竞心。桓问殷:“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这种“宁作我”的独立精神之追求体现了魏晋名士的主体自觉。同时，魏晋士人在其文艺活动中自觉寻求着永恒之意义: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网
他们认为写诗作文具有超越生死的形上价值。古典文艺活动的严肃性与形上意义寻求，构成了传统美学的一大特点。也正基于此，魏晋名士成就了身后名，他们与其“不朽之盛事”的诗文一样，着永久的生命力，在历史的天空中，熠熠生辉。
而后现代明星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目。是的，在琳琅满目的传媒画面里，他们张扬着自我之独特形象，然而，这种追求却带着虚假的矫饰，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虚像”。它经过了包装，经过了处理，它已非“他”。对后现代明星来说，“主体已死”，他们对自我形象的追求，是非自觉的，是受制于外物的。
君可见，好莱坞在批量复制着一个又一个明星，作为硬汉形象的，千人一面。在中国乐坛，一个刀郎红极一时，紧跟着，当歌手“刀郎”红火一时并忙着蒙面出席《十面埋伏》首映式之际，另一位歌手竟抢先一步注册了“西域刀郎”这个名称，并推出了一张名为《西域刀郎·寻找玛依拉》的专辑，也因此引发了一场“刀郎”之名争夺战。刀郎经理人指责对方“恶意竞争”，西域刀郎唱片发行公司老总则声明:“刀郎只是种文化，我们是合法的。”而网上一些关于此事的评论也铺天盖地而来—“正牌公司推出‘歪’刀郎”、“刀郎对‘西域刀郎’感无奈”、“假刀郎大张旗鼓杀进新疆，刀郎经理人称其行为卑劣”……《刀郎只是种丈化几个“刀郎”抢饭碗?》娱乐网)
我们知道，还有第三个刀郎，或许还会出现第四个、第五个……这就是后现代明星的生产方式，美国学者杰姆逊将其称为“盗袭”剿窃式的复制，构成后现代文化的一大特点。
而与之相应的，后现代明星也成了一种易耗品，随着其捉摸不定的使用价值很快消耗殆尽，它销声匿迹，死亡了。于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星来星去，构成后现代文化的一大景观。
通过以上对魏晋名士与后现代明星的简要比较，我们可以见出传统美学与后现代美学的些许差异，传统美学的人格主体有着自觉性，它自觉地寻求一己之独立，它具有形上的价值诉求，追求着永恒性，其文化内涵透着超越性，而后现代美学则不再有形上的价值追求，它变得平面，变得支离破碎，它是瞬时的，不再具有永恒性。 作者：李修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