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是唐代大诗人，生活于盛唐时代，其一生的诗篇，大约1500首，像一幅巨大的历史画卷，述说着风卷云舒的历史沧桑，因为更多的充满着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和对民生艰难的同情，因此他的诗作被后人称之为诗史。关注民生，心系百姓，是杜甫诗史千古流传的灵魂。
学而优则仕。杜甫当时的学术成就，应该说得上是登峰造极，本该入官为仕效力朝廷，熟料“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那些个纨袴子弟不学无术，却个个脑满肠肥趾高气扬，而像杜甫这般忧国忧民的读书人，大都壮志难酬，怀才不遇，误尽了事业前途。由于当朝宰相李林甫权倾朝野，故意向皇帝陈说无人中举，造成杜甫多次考试落榜。后来杜甫通过向皇帝献赋以歌功颂德，向贵人投赠以投其所好，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落魄生活，最终才混得上一个胄曹参军的小官。杜甫观察分析问题的视角，决不是与权贵们相一致，面对唐皇帝穷兵黩武致民不聊生，杜甫奋笔疾书，“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以揭露战争给人民带来不堪承受的深重灾难。后来，杜甫直言进谏，触怒权贵，遭到贬谪。“空外一鸷鸟，河间双白鸥”，“天寒远放雁为伴，日暮不收乌啄疮”，自是杜甫“自伤贬官而作”。杜甫淡泊名利，“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拒绝奉承权贵，趋炎附势，在体验过官场险恶之后，远离官场。尽管未能“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但生活在那个无法逃避的时代，直面安史之乱带来的民生维艰，杜甫怀着强烈的爱国情感与忧民之心，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著作唐诗，陈民生之艰，悯民生之苦。
安史之乱是唐朝重要的历史事件，杜甫以自己的诗作，见证着历史的真相。“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间行路难。”为了躲避战乱，杜甫远走他乡，受尽熬煎。安史之乱的叛军曾将杜甫虏获，在目睹长安沦陷“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萧条景象后，杜甫依然竭忠于大唐朝廷，始终不忘国家命运，期望天下太平，并非总是演绎“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的民生影像。杜甫由于战乱所迫颠沛流离，后来落脚成都，在亲友的帮助下，总算有了自己一间可以遮风避雨的草堂。翌年夏天，大风破屋,大雨又接踵而至,“床头屋漏无干处”、“长夜沾湿何由彻”，痛苦的生活体验使得杜甫迸发出对于现实生活的强烈不满，并对与己一样的天下苍生未来产生美好的想象，“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杜甫从悲惨的自己推及天下寒士，将生活不如意的愤懑，升华为忧国忧民的情感，从而展现出杜甫胸怀天下关心民生的博大胸襟和远大理想。 当平复安史之乱后，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一扫战乱之苦的阴霾，重新拾起回归长安开始新生活的希望。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种官僚花天酒地、百姓食不果腹的人间苦难，是对封建时代制度吃人的强烈控诉。杜甫个人的不幸遭遇，并未使其两耳不闻窗外事，相反，对于当时发生的安史之乱极其关注，很多的诗作都是围绕安史之乱带给百姓的无穷灾难，以及百姓忍辱负重参军作战的爱国行为而写，其中最著名便是“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新安“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石壕“一男附书至，两男新战死”，潼关“士卒何草草，筑城潼安道”，无不是战争对民生的极度摧残；“暮婚晨告别”，“席不暖君床”，以至于“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的新婚别，“生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甚而于“永痛长病母，五年委沟溪”的无家别，“四郊未宁静，垂老不得安”，并且还“弃绝蓬室居，塌然摧肺肝”的垂老别，“满目悲生事”，数不完的生死别离，感不尽的民生沧桑。
如果战争尚属人祸的话，干旱当属天灾。面对大旱之灾，杜甫《夏日叹》“飞鸟苦热死，池鱼涸其泥”，“对食不能餐，我心殊未谐”，《夏夜叹》“永日不可暮，炎蒸毒我肠。安得万里风，飘飖吹我裳”，盛世繁华难掩天灾之年百姓的艰难生计，字里行间彰显悲天悯人的民生情怀。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杜甫一生穷困，仕途失意，英雄无用武之地。“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杜甫改变不了大唐社会的政治生态，唯有借对诸葛亮雄才大略的智慧和鞠躬尽瘁的精神之敬仰，表达自己拳拳爱国之心切切报国之意。“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以？天地一沙鸥。”孤独无助的心灵，漂泊凄凉的境况，又何尝不是传神的表达？《江南逢李龟年》的落花时节过后，上悯国难、下痛民穷的杜甫终于在湘江一条漂泊的小船上离开人世。
“任何伟大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的痛苦和幸福的根子深深地伸进了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因为他是社会、时代、人类的器官和代表。”（别林斯基语）杜甫正是如此，他的诗作不仅充满了自己一生失意的凄凉，而且记录了社稷百姓民生的艰难，其胸怀天下的远大抱负，心系百姓的高风亮节，正是不死的诗魂，在每个时代都能被感应到穿越历史的精神脉动。（冯相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