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了一个从物质技术层面的被动学习，到政治制度层面的逐渐觉悟，再到思想文化层面的深刻反思的过程。作为思想文化的创造者、继承者和变革者，文化的现代化即人的现代化。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人展开，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核心与目的，是社会整体现代化的精神源泉与动力。在中国，人的现代化是相对于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而言的，因此人的现代化既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也是一个文化的概念。从历史的角度看，人的现代化是指随着中国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而发生的人的相应转变过程。从文化的角度看，人的现代化是指人在精神上脱离和超越传统文化，并逐渐获得现代性的过程。因此，对传统道德文化的批判和超越以及现代性精神内涵的获得构成了人的现代化的两条基本线索
一、对传统道德文化内涵的理性考察
希尔斯在《论传统》一书中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除去其个体特性差异之外，都是对他们出生前人们就一直在做、一直在想的事情的近似重复。"
“新事物的形式与实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度存在的事物，并且以这些事物为出发点和方向。传统是在过去形成并延续至今，在人们的生活中始终起作用的活着的东西，对于生活于其中的人们而言，不管喜欢与否，传统就是生活本身。
在中国，传统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概念。从经济角度看，它意味着以家族为本位的自然经济、农业文明;从政治角度看，它意味着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从文化的角度看，它意味着三纲五常、修身养性又兼济天下的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是从自然经济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中提炼和升华出的一种道德智慧、道德文化。儒家文化最初表现为变革时代以孔孟为代表的道德智慧，以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黝百家、独尊儒术”为标志，逐渐转化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因此，儒家文化实际上有两种形态:一种是春秋时期由孔子创立，后经孟子、荀子发展而成的原生态的思想体系;另一种是汉代独尊儒术之后被意识形态化的儒家思想。作为前者，“它的根本出发点是‘仁者爱人’的人道主义，理论取向是现世的人文关怀;它主张仁政，强调‘德治’;重视人生的价值，强调人格的独立;追求‘中庸之道’、‘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和社会理想”。作为后者，经过意识形态化和世俗化两个方面的发展，已不再是对人类精神的自我反思，而是对现实利益的一种平衡;不是超越于事务和现象之上，具有形而上的普遍性和必然性，而是沉浸在具体历史情境中，随波逐流。它以儒家的面目出现，但又常常篡改儒家的原义而行一己之私。
可见，官方化、意识形态化的儒家文化是一种失去了批判性的、异化了的道德文化，而且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几千年来，在官方各种方式的推崇、倡导下日益世俗化，并渗透、熔铸到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之中，甚至积淀为“集体无意识”，有形无形地支配着人们的精神和作为精神外化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所以，对人的现代化和现代性精神内涵的获得形成阻滞力的恰恰是后一种儒家道德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权力本位的政治文化。中国历史文化素来把一切间题首先看作政治问题，于是，道德文化首先就是政治道德文化，而极具中国历史特色的政治道德文化是一种权力决定论的价值体系。从孔子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到孟子的“仁者宜在高位”，都清晰地体现了士大夫阶层以道德文化主体而问鼎政权的历史追求和以道德改造政治的文化追求。如果说道德追求的终极目的就是成“圣”，那么，由“仁者宜在高位”自然可以推导出“圣”者“宜”为“王”的所谓“内圣外王”的政治主张。因此，孔子所开创的“在野论道”的道德文化传统，逐渐边缘化，“学而优则仕”成为士大夫阶层的主流意识。政治与道德的合流以及知识分子的制度化，使其无法作为社会的良心和正义对政治保持批判的向度。
第二，关系本位的伦理文化。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在理上、情感上以及人生价值的追求上具有强烈的相互依赖性，而西方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虽然同样存在某种相互依赖，但是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或生活方式是人在心理上、情感上以及人生价值追求上对神的依赖，或对自身的依赖。中国文化中制度听命于人及人际关系，再好的制度安排也可能被人为因素、特别是人际关系所打破，所以，中国社会中人与人的整合方式主要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儒家特别强调“为政在人”，并主张“任人惟贤”、“任贤使能”;重风气，重教化，“移风易俗”、“正人"而后正天下”，“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以礼让治国”，“礼大于法”，反对严刑峻法的法家政治。
第三，群体本位的价值理念。中国传统文化是群体理性文化，本质上就是一种伦理文化。在处理个体与群体的关系问题上，以儒家价值观为代表的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就是群体主义思想，其基本精神是追求和谐统一，即在维护群体价值优先的前提下，认可和尊重个体价值，并主张以“礼”为中介，“礼之用和为贵”，通过个体对群体的伦理认同和义务承担形成群己和谐、“群居和一”的社会格局。从“诗经”中提出的“夙夜在公”到贾谊在“治安策”中说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反复强调的都是群体优先的理念。这种价值理念，要求人们一切行为以维护群体利益，保证群体和谐为目的;家国同构，家族是缩小了的国家，国家是扩大了的家族，家、国、天下是统一的。在近代，受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传统的家族本位观念被打破，但取而代之的不是现代性意义上的个人主义，而是国家主义。康有为《大同书》就认为家族意识妨碍国家意识，因而主张去私产、废家庭以增强天下意识。
二、对现代性精神实质的具体分析
作为后发外源型现代化，现代性对于中国文化传统而言，是异质的，二者的冲突在所难免。中国人的现代化就是在传统与现代的激烈冲突中艰难地获得现代性精神内涵的过程。
何谓现代性?它是一种物质、体验，还是一种时间意识?是一种文化的总体性，还是社会的历史进程?是单一的还是复合的?在近年来关于“现代性”的研究中，学者们观点各异，莫衷一是。
衣俊卿认为，“现代性就是西方工业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生成的、与传统农业社会的经验本性和自然本性相对的一种理性化的文化模式和社会运行机理，它是人类社会从自然的地域性关联中‘脱域’出来后，所形成的一种新的、‘人为的’理性化的运行机制和行为规则。
万俊人认为，西方社会的“现代性”内涵主要有三个方面，即个人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而从根本上说，隐含在这三个基本要素背后的核心理念则是自由主义，更具体地说，就是个人权利或个人主义的人权观念。这种个人主义的权利价值观念和取向，不仅导致了西方现代社会和现代文化的内在分化与冲突，埋下了社会价值关系分化冲突的祸根(如社会正义安排和公平分配等问题)，而且更为深远的是，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和膨胀的人类“自我中心主义”，误导了现代人的基本行为方式和道德。
周穗明认为，所谓“现代性”，主要是指启蒙运动所开启的近代西方社会现代化的基本原则，即以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为中心的、处于主流地位的现代西方文化观念。理性主义是“现代性”的根本特征，个人主义是“现代性”的第一要义。“现代性”在现代社会中可以具体归结为社会领域的世俗化;社会关系的制度化、法制化;经济领域的工业化、市场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人类生存状态的都市化;文化的个性化;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