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奥运选手中，中国绝大多数是职业运动员；而西方许多奥运选手仅以业余身份参加比赛
英国生物化学家李约瑟曾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从17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如同江河日下，李约瑟认为原因是：一是中国没有具备宜于科学成长的自然观；二是中国人太讲究实用，很多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三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思想被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上。
1979年6月，中国曾派一个访问团去美国考察初级教育。回国后，访问团写了一份报告，认为美国的初级教育已经病入膏肓，为什么呢？第一，美国学生无论品德优劣、能力高低，无不趾高气扬、踌躇满志；第二，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大字不识一斗，加减乘除还在掰手指头，就整天奢谈发明创造；第三，重音体美，而轻数理化，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学校，音体美活动无不如火如荼，而数理化则乏人问津；第四，课堂几乎处于失控状态，学生或挤眉弄眼，或谈天说地，或翘着二郎腿，更有甚者，如逛街一般，在教室里摇来晃去。30多年过去了，美国“病入膏肓”的教育制度又培养了五六十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近二百位知识型的亿万富豪。
美国大学的运动队始于20世纪初，而且水准很高，从中选拔了60%的奥运选手；一些名校拥有20多支运动队，涵括700－800名运动员，运动队吸引着学生报考、社会赞助和政府投入。在普林斯顿大学，50%本科生参加过校际比赛；在西部普通工科高校，研究生的体育选修课多达20门，包括高尔夫、乒乓球、瑜伽、围棋、迪斯科、街舞等等。英国“公学”同样十分注重体育活动。
比较一下东西方的奥运选手，中国只有极个别的业余选手，其他都是职业运动员，每天就是训练训练训练，一心就把在比赛上得奖作为目标；外国选手中业余的占了很大比例，平时有自己的工作、生活，只在比赛前几个月才集中起来训练。
金牌数有时并不能代表一个国家真正的体育实力，我们不能坐在小项目积累的金牌数上沾沾自喜
从大众体育开展现状来看，2004年，中国体育用品人均年消费额是10美元，美国是900美元，日本达1100美元；2006年，中国体育产业产值占GDP比是0.6%，美国是2.5%，日本是2.1%；中国体育产业发展长期落后于其他体育大国，仅一项与其他国家相仿，2002年，中国体育博彩业年收入是30亿美元，美国是50亿美元，日本是35亿美元。
可见，光看片面的数字有时并不能真正说明问题。“金牌数”同样如此。
首先是“人均金牌数”的质疑。有外媒认为：拿一个人口只有几十万和人口上亿的国家相比，是不公平的。中国虽然在北京奥运会上获得了51枚金牌，但要是计算“人均金牌数”，排名就要到五六十名开外了。而像英国，人口6000万，金牌19块，高居金牌榜第四；还有澳大利亚，人口仅2100万，金牌数名列第六，总奖牌数更是跻身前五。它们才是名副其实的“体育强国”。
其次，是中国这一体育大国存在“热门冷、冷门热”的现象。我们的“鸟巢”和“水立方”是荣获多项世界之最的奥运建筑精品，田径和游泳比赛是大众参与最广泛、奖牌数最多的两个竞技大项。可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仅凭借刘子歌的200米蝶泳，在“水立方”奏响了一次义勇军进行曲，“鸟巢”上空赛间竟一次未见最高旗杆之端飘扬起五星红旗。像足球、网球、F1、高尔夫、橄榄球这些最受瞩目、占世界体育产业分量最重的体育项目，我们的实力并不强。
第三，是奥运奖牌的含金量高低悬殊，这其实涉及到奥运设奖机制存在的问题。男足等集体项目是一块金牌，举重等个人项目也是一块金牌，当然，这样的奥运设奖机制对我们是有利的，但我们不能因此坐在靠小项目积累的金牌数上沾沾自喜。因为说到底，无论是大众参与程度，还是社会影响力，三大球与田径的一些项目，比如马拉松和100米，都是其他许多项目不可企及的。金牌数有时并不能代表一个国家真正的体育实力，拿第28届雅典奥运会来说，土耳其得到3枚金牌，位列第22位，这3枚金牌全部来自摔跤和举重；乌兹别克斯坦得到2枚金牌，都来自摔跤，位列第34位；而阿根廷，也是2枚金牌，位列第38位，这两枚金牌一个是男足一个是男篮。
说奥运奖牌的含金量悬殊，也与其投入大小有关。三四十人的国家足球代表队，和三五个人的国家蹦床代表队，投入显然不同。2008年前，国家体育总局事业费每年是50亿元；2004年前，国家体操队每年的费用为2000万元，但他们是金牌大户。
伦敦奥运会正在进行，这或许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在观看比赛、关注奖牌的过程中，也对中国作为奥运金牌大户却非真正的体育强国这一现象进行更多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