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与“真理”的细微区别，大约有如下几个方面：
1、从语源上来看，“真理”与“道”的本义并无共同之处。“真理”（truth）的意思来源于“真”（true），意指真实地符合某种事实或实际情况。而“道”的本义是指“路”，路是由人走出来并供人走的，引申为比较抽象的意思则指某种途径与方法，也是供人运用的。虽然作为哲学概念的“真理”与“道”，跟它们语源学上的本义不完全等同，但两者之间仍然有着割不断的内在联系。“真理”强调的是客观的“真”，而“道”强调的是可以让人照着走，可以供人运用。“道”从源头上来说，与“真”并无必然关系。其实早期儒家经典里从来不讲“真”，《论语》、《孟子》、《诗》、《书》、《礼》、《易》、《春秋》乃至于全部“十三经”中都居然没有一个“真”字。“真”字是到了《庄子》书里才突然多了起来，但庄子所谓“真”与“真理”也不是一回事[12]。可以说早期中国哲学典籍中并没有完全相当于古希腊哲学所谓“真理”的概念。
2、“真理”是被人发现的，而“道”却是由人建构起来的。在古希腊哲学中，作为知识对象的“真理”，是“事物不变的本质”。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永恒事物的原理常为最真实原理（它们不仅是有时真实），它们无所赖于别的事物以成其存在，反之，它们却是别的事物所由成为存在的原因。”[5](p.34)因此“真理”是先于人的存在而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只能努力去认识“真理”，发现“真理”，却无法改变“真理”，更不能创造“真理”。而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道”却不同，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1]（《季氏》）孟子说：“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2](《告子下》)庄子也说：“道，行之而成。”[4]（《齐物论》）“道”是由人“弘”出来的，由人“行”出来的。也就是说，这世界上本来没有“道”，“道”是由人建构起来的。所以在中国古代哲学家的语汇中，“道”往往是归属于人的，如“尧舜之道”、“文武之道”、“夫子之道”、“圣人之道”、“先王之道”等等。
3、“真理”从概念上来说具有唯一性，而“道”却可以是多元的。尽管呈现在人们知识中的“真理”总是具有相对性的，不同的哲学家，不同的学派所认定的“真理”具体内容也是有差异的，但是“相对真理”总是相对于概念中那个绝对、唯一、不变的“真理”而言的。因此从概念上来讲，“真理”应当是唯一的。但在孔、孟的概念中却并非只有一个绝对、唯一、不变的“道”，而是有不同的“道”，如“圣人之道”、“君子之道”、“杨朱、墨翟之道”。它们相互之间可能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但都不失为一种“道”，甚至还可以“道并行而不悖”。孟子甚至引述孔子的话说：“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3](《离娄上》)仁与不仁，都可以是“道”。而在亚里士多德们看来，如果甲是“真理”，则非甲一定是谬误，排中律乃是最确实无误的原理。因此“真理”的反面只能是谬误，不可能有正确与谬误都是“真理”，或不同的“真理”可以“并行而不悖”的情况。
4、“真理”追问“是”与“不是”，“道”追问“可”与“不可”。在古希腊哲人看来，一种认识之所以为“真理”，是因为它符合其所表达的那个客观对象，这个对象或是客观事物，或是客观的理念。符合的就是，不符合的就不是。亚里士多德说：“每一事物之真理与各事物之实是必相符合。” [5](p.34)所以追求“真理”就是要追问一个客观的“是”与“不是”。而孔、孟之“道”却不太讲这种“真理符合论”意义上客观的“是”与“不是”，而是倾向于寻求在特定条件之下，主客体之间、以及主体间的“适”与“不适”，“当”与“不当”，“可”与“不可”。孔、孟之“道”讲“时中”，“时中”就是要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对象、环境来决定什么是适当的，什么是不适当的；什么是可以的，什么是不可以的。如孔子的为官之“道”便是“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2]（《公孙丑上》）。因此，“道”不是某种客观存在的事物在知识上的对应物，而是由人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在人与人、人与环境的互动中建构起来的适当的关系。
以上的分析比较意在说明“道”与“真理”之间有重要区别，二者不可混为一谈。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道”与“真理”之间也有相通的方面，例如都具有普遍性、客观性等。因为本文的重点在于谈“异”，所以“同”的方面就不多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