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颗猿人的牙齿化石等于———占地约200亩的六座“祭坛”性质的建筑、初步金额为6亿元的意向投资，以及一个奖金10万元的活动方案征集公告。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正在元谋猿人的发现地云南元谋进行着。（据《生活新报》6月13日报道）
旅游产业越来越意识到文化内涵对一个项目所具有的盈利价值，这必须感谢九年制义务教育极大地降低了文盲的比例，以及它所塑造的“九年制义务教育类型”的审美情趣。但事实是，稍具文物和考古知识的人，已经受够了许多旅游观光点上那些粗劣的、令人作呕的假古董。假如兴建这些无聊建筑的资金，能够用来改善当地的教育状况，应该同样是一笔不错的投资，或者至少能够重塑一种全新的审美情趣。
至今我们在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历史课本上还能够读到：元谋人、蓝田人和北京人是中国人的祖先。虽然从任何一个猿人复原像上，都无法分辨出我们与这些远古人类之间的亲缘关系，但历史课本还是武断地给大众这样一种信念，尽管支撑这种信念的证据只是两颗牙齿化石和一些残缺不全的骨殖。
但历史课还应该给最新的基因研究成果以一席之地，让学生们了解到，在世界上还流传着另一种有关人类起源的假说：“夏娃”理论———全部现代人类来自于二十万年前东非的某一个角落———我们很有可能是某一位非洲“夏娃”的后代。教育承载着一种开放的观念，历史教科书的编纂者不需要无保留地拥护一种新学说，如果在义务教育中只提供一方面的观点，那么这肯定不是一个教育者应有的态度。更何况，让我们以元谋人那两颗孤零零的牙齿，来证明这些“祖先”与现代中国人之间的血缘纽带，也许我们还没有充分的证据。
时下流行“亲子鉴定”，中国人一夜之间不能接受一个可能的事实，自己抚养的孩子不是亲骨肉。对于一个多疑的丈夫，无论你怎么说服小孩的眉毛与他有多相似，或者说小孩的脾性和生活习惯与父亲小时候如出一辙，完全是白费口舌。惟有一种方式可以解开这个小气丈夫心中的疑团———DNA鉴定。引发这一社会现象是遗传学的悲哀，但至少大家接受了一个观念：遗传学证据是迄今为止，确定亲缘关系最可靠的证据。由一个现代人生活的坐标，基因可以一直通向进化的起点。如果在google中输入如下几个关键词：夏娃理论、线粒体、Y染色体单倍型、分子生物钟，大家可以了解到更为广泛的资讯。而中国的古人类考古学从来没有提供过任何遗传学上的证据，并且似乎也不愿意接受任何遗传学研究的成果。
陈星灿在《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一书中提出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为什么文明起源问题会成为中国考古学最关注的核心问题？缺少遗传证据并不妨害我们坚信中国人和熊猫一样，是这片土地的特产，并且任何有关中国人种与中国文明存在外来源头的学说，都会被视为一种对中华民族尊严的挑战？而在时下，稍有理智者都会问，为什么会基于不甚坚实的科学基础，在中国西南部的贫困地区，会不惜血本，投资亿计的金钱来兴建或许是子虚乌有的祖先祭坛？
陈星灿在他的著作中描述了中国史前考古在肇源之初所面临的现实，近代中国在西方文明的侵袭下，不仅面临着政治经济的破产，文化自尊也岌岌可危。中国考古学的开山者之一、瑞典人安特生利用西方考古学知识研究新出土的仰韶彩陶，得出中国远古文明与中亚彩陶文明存在传播关系的结论，这不啻是给正在对炎黄是否存在、大禹是不是一条虫子进行争论的中国学界又一次釜底抽薪。虽然晚清以来的中国在国力上输得一塌糊涂，但至少还保有一种阿Q“儿子打老子”的文化信心，而考古新发现一下子使得谁是“老子”谁是“儿子”变得混淆起来。于是，古人类学家裴文中1929年在周口店龙骨山发现北京猿人头盖骨能成为一种“传说”，绝非偶然，对于当时意气消沉的中国学者而言，那的确是一个重燃信心的文明火炬。许多人对这段发现史的回忆都特别强调，主持发掘的外国专家都失去了信心，中国人裴文中独自坚持，最终成功。在中国文明起源的探寻当中，一半是科学发掘，一半是民族主义的尊严需求。
寻找北京人头盖骨的下落，还可以视为对一项划时代壮举表示敬意的行为，而元谋拟建的东方人类祭祖台，确乎让人不知其何。最令人讶异的，也许是活动组委会征集主题歌的要求———要让全人类在东方人类发源地唱响共同构建世界和谐社会之歌。这种文化构想，仿佛又回到了中华帝国最初的世界理想———在一个世界的中心，接受四方朝拜，于是乎海不扬波天下太平。古代儒家创制这一世界模型，依凭着一股文化优越感，而今天鼓吹这一理想的根据则变成了“我是你爸爸”。
这个活动所宣扬的价值，是民族自尊的无限放大，而考古学家、地质学家也厕身其间，为之造势，太容易被人想象成科学对官商、对非理性的民族自大情绪的屈从，学术的尊严在哪里？这是我们单调的基础教育所造成的不会批判、不容批判的思维缺陷的大暴露。难道他们从来就没有想过，即便把中华民族的历史往前推进一千万年，我们在基因上还是猴子的后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