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顺父母，是传统文化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根据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身份的不同，其内涵也有很大的不同。
比如诸候、卿大夫之孝，以“忠”字为主，上要忠于帝王，下要爱护百姓，“忠”的成份更多些，对父母的孝似乎在于其次；士人（读书人）之孝，除了忠于君上、孝顺父母之外，还要求对朋友诚实守信，即在忠孝之外，得强调一个“义”字，合乎道义的遵守，不合乎道义的要据理力争，要去阻止，“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
因为有了这些条条框框，所以，古代男人遵守孝道，受委屈是免不了的，需要牺牲一定的精神。对君王要忠，对父母要顺，这是必须的前提，违背了这个前提，就得有人站出来背黑锅，做出牺牲。那么牺牲谁呢？当然肯定不会牺牲自己，于是乎，家里的另一半，就成了当仁不让的替罪羊。
本来在古代，妻子在婚姻家庭里的地位就极其低下，一旦丈夫遭遇孝文化的压力，必须做出无原则的牺牲的时候，为了维护孝文化的忠顺及服从精神，除了跪在父母面前说一声“孩儿不孝”外，妻子就必然成为牺牲品。
西汉末年，鲍永的父亲、司隶校尉鲍宣为王莽所杀，鲍永学习《尚书》，孝养后母。有一天他的妻子在他后母面前骂狗，鲍永认为妻子不稳重，在婆母面前喧嚷是不懂礼节，不知孝道，就把妻子休了。
狗惹人不快，轰它出去，声音高了一些极其平常，鲍永竟然为此而休妻，令人惊异。说白了，鲍永此举纯属孝文化的极端例子，以牺牲妻子的名节，换取自己的孝名流传青史，因为没过多久，他又娶了一房老婆，比原先的老婆更加年轻漂亮。
汉宣帝时，有位谏议大夫叫王吉，字子阳，街坊们叫他王阳，年轻时曾赁屋居住长安。他的东邻有大枣树，枝叶纷披，垂入他家。王吉的妻子摘了些枣给丈夫吃。当王吉发现这枣是摘自东邻枣树时，一怒之下将妻休了。东邻闻知此事，于心不忍，拿了把斧子就来砍大枣树。街坊们纷纷出来劝解，王吉只好召回妻子，东邻也就扔掉了斧子没砍枣树。此后，街坊们还编了首歌儿，歌曰：“东家有树，王阳妇去；东家枣完，去妇复还。”
我们来分析王吉的行为，实在有些小题大作，摘几个枣子，至于跟发妻离婚嘛，连街坊也看不过去了，可见不是什么大事。王吉无非是认为妻子占了别人便宜，有违读书人忠孝之外的“义”字原则，即玷污了自己的道义（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不孝也）。
在这个故事里，妻子的价值远不如一棵枣树和几粒枣子。先休妻，是为了维护所谓的孝文化秩序，再召回妻子，则是王吉的无奈，他碍不过秩序之外的人情和良心。
有的时候，古代男人为了维护孝道，不惜拿妻子换钱，妻子成为商品。比如南北朝时期的徐孝克，“遍诵五经，博鉴史籍”，出仕太学博士。适逢战乱，饥荒肆虐，这位官僚出身、学富五车的人想出一个主意：卖妻求食，以孝老母（家穷亲老，不为禄仕，不孝也）。徐孝克的妻子臧氏，乃臧盾将军的女儿，不仅出身名门，也是当时公认的美女，仍不免遭到“以孝治国”理论的蹂躏。臧氏誓死与徐孝克患难与共，但最终未断灭徐孝克将她卖给孔景行将军的决心。
让人十二分不解的是，臧氏并不认为丈夫卖自己有错，所以，在她被卖给孔景行后，还常常偷些食物给丈夫送去，使其不致断顿。后来，徐孝克出家为僧，一边化缘乞讨，一边养活母亲。再后来，孔景行将军战死，臧氏街头找到前夫。徐孝克还俗，夫妻破镜重圆。因为此事，徐孝克赢得了千古孝名，后来还官至散骑常侍。古人的最大道德就是孝，在孝的名义下，一切似乎都不足挂齿。
孝文化破坏婚姻的力量确乎神奇。不错，“人之行，莫大于孝”，但是，如果孝文化无公平可言，就有些过了。这位名门之后的大美女臧氏，显然被孝文化彻底洗脑了，被轻贱而丝毫不觉。
无独有偶，《后汉书·列女传》还记载了一则故事，说广汉人姜诗，妻庞氏。姜诗对母亲特别孝顺，庞氏侍候婆婆也很尽心，每天都去距家六七里的江里打水，供婆婆食用，只因婆婆喜欢喝江里的水。一次因为突遇大风，庞氏没能及时赶回家，而婆婆又渴了急着要喝水，姜诗因此责备庞氏而休了她。庞氏无处可去，借住邻居家，日夜纺织。用卖了布的钱买来好吃的，请邻居送给姜诗母亲吃，且不让说是她赠送的。久而久之，姜母觉得蹊跷，加以询问，得知原委后，内心既惭愧又感动，就把庞氏召回家中，使分离的夫妇重归于好。
中国自古推崇孝道，然而妻子这个角色在孝文化中毫无地位可言，除了作为生育机器，让丈夫不至于陷入“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不孝也”的境地，从来就是被轻贱的对象。即便上古时期帝尧的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也是孝文化的嫁衣罢了。因为舜从小就很孝顺父母，感动了尧，这才将两个女儿嫁给舜的，以表彰他的孝心。（赵炎 专家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