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关城市雕塑（简称城雕）的新闻可谓络绎不绝，先是湖北襄阳拟斥资百万在小北门广场建“射雕情侣”雕像，据说是以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中“襄阳大战”为原型，引发了网友的争论；其后，在郑州地标性建筑“中原福塔”的广场前，一座 “小猪雕像”也遭网友质疑，认为其“耍流氓”。
城雕很“热”，城雕又似乎“动辄得咎”。这其中的原因有哪些？是公众的审美水平太局限？是设计者罔顾现实？到底存不存在有效的机制让城雕更能为人们普遍接受？本报邀请国内著名雕塑家及美术评论家“把脉开方”。
广州美术学院教授、著名雕塑家廖慧兰：照搬国外的城雕会让人“避走”
改革开放给中国的城雕带来了“黄金时代”。当下，纪念碑式的雕塑有了，街头的风情雕塑也有了，一些企业形象、小区形象的雕塑也出现了，可谓百花齐放。
在此之前，中国的城雕主题比较单一，形象也比较单一。而出生、成长于这一阶段的我们，到现在基本还是用老一套比较写实的手法创作，我们的责任就在于把这一段历史用雕塑记录下来。年青一代思想很活跃，很快能够吸收融合外国的东西，像抽象雕塑、极简雕塑等都吸收进来，敢于创新、敢于突破，敢于走我们没走过的路。这方面很值得敬佩。
不过，现在有些年轻人太急躁，把国外的城雕照搬过来，改头换面一下就放上去，根本不考虑跟地域、民族、群众的欣赏习惯、作品的功能等是否相匹配。我做《过去·现在·未来》时，委托方刚去了一趟巴黎，看了很多裸体雕像，回来就跟我说希望让作品中的人物脱一脱。我对他说：“你看看，哪个可以脱，我就马上给他脱。”结果他转了一圈，说：“是啊，不能脱，劳动的场景怎么能脱呢？”这种场面跟巴黎那种人们在铁塔附近没事干拉拉小提琴、晒晒太阳的场景是完全不同的。在巴黎，尤其是到了夏天，女人们穿着比基尼，在路边看书聊天，根本不顾忌别人的目光。我也带国外的朋友看过一些毕业生的作品展，他转一圈就走掉了，说：“怎么都像我们那里好几年前的作品？我要看的是中国自己的东西。”潘鹤老师曾说过：外国的艺术和中国的艺术正如咸水鱼拿到河里养肯定死，淡水鱼拿到海里也肯定死。所以咸水鱼要养成淡水鱼，是需要过渡的。
另外，中国雕塑学会本来规定要有资格证才能接城雕，但当下的实际是，有的企业家认识某位工艺美术师，就让他做一个；有的企业家认识园林工程队的人，就让他负责，园林工程队又随便找个人设计，只要价钱够便宜，能赚得更多，就给谁做。这就像没有医生执照而去行医，很容易把人治得半死不活。所以现在的城雕，鱼目混珠的非常多。
同时，这些年很多城雕都奔着“大”去了，认为越大越好。像河南郑州的巨型雕像《黄河女儿》，一开始是河南那边委托雕塑家张得蒂、张润凯夫妇设计一座十米高的宋庆龄雕像，但夫妇俩认为，宋庆龄本来就很平易近人、很慈祥，没必要做那么大，最后他俩没有接。两位老人的坚持，让我很感动。后来我做一个电影公司的雕塑，本来委托方要求放5座，但我认为地方太窄，放那么多并不适宜，委托方说不怕，一个可以放传达室门口，我说那不成卖香烟了？最后说服了委托方只放一件。所以，委托方的审美水平也是可以提高的，艺术家应该多沟通，让对方懂得怎样才合艺术的理，合生活的理。
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著名雕塑家隋建国：中国的城雕跟艺术基本无关
中国的城雕跟艺术没关系。最近有一知名网站在策划一项活动，准备评选全国十大最丑陋雕塑，他们想让我当评委，我说没什么意思，这个评委我不能当。如果非要评，就让网民来评好了，因为这不是个艺术问题，用不着专家评。结果他们也同意了，认为这个办法可行。
记得1991年，我就去拜访过中国城市雕塑委员会的指导主任刘开渠先生，当时刘先生已是耄耋之年了，我请教他：“您经历过这么长的历史阶段，很有经验了，以您看来，现在的城雕，泥沙俱下，该怎么办呢？”刘先生是这样回答我的：“我们80年代才真正开始做城市雕塑，委托方有个学习、接受的过程，艺术家也有个实践过程，我觉得现在的泥沙俱下是临时的，以后会好起来的。”我也相信了。
结果20年过去，我没看到城雕好起来，还是照样泥沙俱下，还是扭曲变形，没有现代文化信息，没有现代人所思所想，无法体现现代人的情感，所以也就算了，不必把它当艺术去关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