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前几年，“文化”一词出现的几率大了起来，1908年，高凤谦在《论偏重文字之害》中讨论到分别应用文与美文的必要性时说：“吾于是下一断语曰：欲文化之普及必自分应用之文字与美术之文字始。吾于是更下一断语曰：欲百业之兴起，必自视美术之文字与各科学等始。”(27) 更值得指出的是，鲁迅先生早年在日本写成的《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和《文化偏至论》等文中也都使用了“文化”一语。《摩罗诗力说》讨论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密支凯维奇、裴多菲等“立意在抗，指归在动”的“摩罗诗派”，其第一节就在两处使用了“文化”：开篇说：“人有读古国文化史者”，这里的“文化史”可以说是“文明史”的别称；后来的“纵文化未昌，而大有望于方来之足致敬也”中的“文化”大抵为文教昌明，文明开化之意。(28)《科学史教篇》通篇讨论西方科学史，虽未用“文化”一词，但结论以科学与人文并举，悉归之于“文明”，究其实也基本符合现代宽泛的“文化”定义。(29) 至于《文化偏至论》则通篇讨论“文化”的偏颇，指出西方文化在演化过程中表现出的弊端，文中“文化”一语共用了8次，但“文明”一语则用了25次，由此不难看出，鲁迅所说的“文化”实则与“文明”同义。在当时一片向西方学习的喧哗声中，鲁迅独具只眼地指出：“文明无不根旧迹而演来，亦以矫往事而生偏至”，西方19世纪的西方文明或者说文化，已经走向了过分注重物质而压抑个性精神的极端：“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重其外，放其内，取其质，遗其神，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以萌生，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19世纪文明一面之通弊，盖如此矣。于是，鲁迅呼吁国人要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要强调精神境界，张扬个性。鲁迅是最早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来论述文化或文明问题的，而他所说的文化或文明是宽泛意义上的文化与文明，包括了政治经济、宗教法律、典章制度、道德伦理、语言哲学、文学艺术、科学学术、行为规范、风俗习惯、趣味好尚等所有领域在内，相当于今人所谓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30)
1909年，严复也在其《泰晤士〈万国通史〉序》一文中使用了“文化”一词，他在介绍《万国通史》时说：“其所记录，自先耶稣降生四千余年至于今日。中间六千年之世变，人类进化之时期，首于埃及，次而巴比伦、阿叙利亚、以色列、腓尼加、安息、波斯、印度之古文化，……”(31) 这里的“文化”当也如“文明”之意。
到20世纪20年代前后，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在中西文化交汇碰撞的大背景中，人们使用“文化”一词的频率大了起来，“文化”已经成了学者的口头禅，学者们也开始认真思考“文化”一词的现代意义。梁启超、梁漱溟、胡适、陈独秀等人就文化所做的探讨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梁启超的文化观是宽泛的，也是独特的。梁启超虽然在20世纪初期就经常使用“文明”和“文化”的概念，但当时并没有认真思考“文化”的真正内涵。事隔20年之后，他在一篇题为《什么是文化》的讲演中给文化下了一个独特的定义：“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积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这个定义与众不同处在于其中的“共业”两个字。“业”乃佛家用语，指人的“一切身心活动”及其遗留和累积，这个遗留累积对他自己和家人、他人和整个社会能够产生浸渍和影响，发生于个人及家人的部分称之为“别业”，而发生于社会乃至人类的部分，称之为“共业”，“共业”不是“别业”的简单叠加，而是由许多“别业”综合融化而成。如此看来，梁氏所谓的“共业”其实就是整个人类的活动。不过“文化”并不是整个人类活动的全部，而是其中“有价值的”的部分。按照梁任公的解释，人类活动中有一部分是属于生理的、自然的活动，譬如生理的种种需求、心理中的无意识活动等，这些大都可以看作自然现象，并非人类所独有，不在文化范围之内；而“有价值的”人类活动才在文化范围之内，它来源于人的“创造”和“模仿”。“创造”就是自由意志的充分的有目的的发挥；而“模仿”也是自由意志的活动，因此也是一种创造。创造和模仿就是所谓的“心能”。从梁启超对文化的定义及其解释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不仅试图从与自然的区别来理解文化，而且是从人类行为与社会活动的总体来考察文化的，这一点与西方现代的文化观是接近的。
梁启超还进一步对文化的内容做了界定：“文化是包含人类物质精神两面的叶种叶果而言”。这里的“叶种”指人类的创造性活动；而“叶果”则指其创造的成果。他还列了一张表，说明在物质层面上，这些叶种叶果包括：衣食住行及其成品、开辟的土地、修治的道路、工具机器等等；在精神的层面上则有：语言习惯伦理、政治经济法律、学术活动及其著作发明、文艺美术创作及其作品、宗教等等。不难发现，梁启超这些具体界说，在一定程度上受了泰勒等西方人类学家的影响。
不过，梁氏的解释中也有一些难于自圆其说的地方，如解释哪些属于非文化现象时，他竟把衣服款式的变迁、人口的增殖，甚至某些阶级的对抗与战争的发生等都排除在文化范围之外，这显然是有失允当的。当然，我们不能苛求梁先生，作为最早对文化概念作解释的学者之一，他的界说还是相当有影响的。(32)
梁漱溟在1920年和1921年曾先后在北京大学和济南做关于“东西文化”的讲演，这些讲演随即汇集成《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他在书中谈到文化时说：“文化不过是一个民族生活的种种方面”或“民族生活的样法”，包括物质生活、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三方面。物质生活中有“饮食、起居种种享用，人类对于自然界求生存的”各种要求；社会生活中有与家族、朋友、社会、国家、世界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社会组织、伦理习惯、政治制度、经济关系”等；精神生活则有“宗教、哲学、科学、艺术”等。(33) 40年代初在集中讨论中国文化问题时，他又对“文化”的概念做了较为明晰的界说。他说：“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不难看出，他与梁启超一样都取“文化”的广义，但二人的侧重点似有不同。梁启超似乎更看重人类的“创造”，而梁漱溟却更重视“依靠”。“依靠”的说法显然缺乏了主动和积极的意蕴。正因为此，虽然他的文化中也包含了“物质”与“精神”两方面，但他似乎更看重物质一点，他认为，“文化是极其实在的东西”，是人生必须依赖而须臾不可或缺的，譬如，人类要生活，便离不开生产，也就离不开农业和工业及其器具技术；人类要生存，又离不开社会秩序，因此也就离不开社会政体、法律制度、道德习惯、宗教信仰，甚至军队警察等等，至于文字、文学、学术、思想、教育、出版以及艺术等则是狭义的文化，在他看来，显然是不够实在的。由此，我们也就容易理解，为什么他在论述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儒家学术并议论其得失时，谈既有的东西多，而谈创新的东西少。想来大抵要“依靠”，多半只能是现存的、老旧的东西，很少可能是未来的、新生的东西，这大约是人所共知的道理。(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