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悠久的文明形态，其中“都市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古代的都市，不仅是居住的场所，而且也是文明的载体，注重文明礼仪的修养，是政权与统治存在的合法性表现。我们在中国古代文学总集《文选》中，可以找到大量以都邑为表现题材的赋作。其中以班固《两都赋》和张衡的《二京赋》，以及左思的《三都赋》为代表作。它们彰显了当时都邑文明的自觉意识。
中国自古以来号称礼义之邦，就与这种都市文明建设有关。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孔子曾为鲁国中都宰，也就是鲁国核心区的行政长官，孔子以礼义治邦，任职一年，便将鲁国中都治理得井井有条，“一年，四方皆则之”。东汉经学家王肃注释道：“鲁国近东，故西方诸侯皆取法则焉。”儒家经典《礼记·经解》还记载：“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孔子认为，到了一个都邑，可以发现人民的教化程度，如果这个地方的人民温柔敦厚，说明《诗》教很成功；如果明达事理，则是深于《书》教的结果；如果性情和善，则是乐教的成效……因此，城市精神文明，与礼义修养紧密相关，一个充满人文精神的城市，它也必定融化在它对于人民的教育与熏陶方面。这种都市精神既是当地经济、政治与地理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同时反过头来也对城市的建设起着引领作用。
都市文明的基本出发点是爱国。中国古代的国家最早是由分邦建国时各个诸侯国发展而来的，至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才形成统一的封建专制大一统帝国。敬天法祖与保家卫国常常联系在一起。最早的城市爱国精神是从西周至春秋战国，甚至更早时候萌生的。比如《诗经》中的《秦风》就有“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这样的诗句，它讴歌了秦国人民保家卫国的精神勇气。春秋时代的齐景公曾经问孔子：“昔秦穆公国小处辟，其霸何也？”孔子回答：“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中正”，赞美了秦国的这种爱国精神。《楚辞》《九歌》中的《国殇》，就歌颂了楚国战士“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的精神勇气。东汉文人王逸注曰：“言国殇死后，精神强壮，魂魄武毅，长为百鬼之雄杰也。”楚国是当时六国之一，最后为秦国所灭，但是当地人民捍卫自己国土的精神与勇气却可歌可泣。都城郢都更是成为国家的中心，所以屈原《九章》中有《哀郢》一篇，追怀郢都，流放中的屈原最后因故都为秦将白起所攻灭而极度悲痛，投江自沉。南北朝时代的文学家庾信创作的《哀江南赋》这首著名史诗，继承了屈原的这种文学精神。在传统文化中，首都乃国家宗庙之所在，是统一政权的象征，在杜甫的代表作《秋兴八首》中，有“每依北斗望京华”这样的诗句；南宋词人辛弃疾名句“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也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在古典文学作品里，故国情思往往与京都联系在一起，这是很自然的。
当然，在绵绵不绝的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城市文明也处于历史长河的变迁之中，昭明太子萧统主编的《文选》中收录了刘宋时诗人鲍照的《芜城赋》，描写了魏晋以来广陵城为战乱所毁的历史，读来令人揪心。因此，创新是一个城市乃至一个民族生存与发展、摆脱危机的动力，也是城市精神的生机所在。传统文化中儒家经典之首《周易》一再提出：“日新其德，刚上而尚贤”，“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这些崇尚革新的思想贯穿全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我们读东汉史学家与文学家班固的《两都赋》，便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西汉定鼎长安，东汉建都洛阳，一西一东，一些故老往往怀念西都而鄙薄东都，于是班固写了《两都赋》，他认为东都洛阳创造的功业胜于西汉，“今论者但知诵虞夏之书，咏殷周之诗，讲羲文之易，论孔氏之春秋，罕能精古今之清浊，究汉德之所由”，批评了那些一味怀旧而不知变革创新的人们。班固强调穷通变创乃是基业生生不息，也是京都生机之所在。这些意见今天看来也有吸取的价值。
不过我们在这里强调的是，中国古代的创新更多地是采用“通变”的范畴，《周易》中提出：“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也就是说，所谓变就是一种周期性的变化，有着内在的规律支配，而这种“变”乃是在“通”即新旧之间的继承关系上进行的，它不同于割断历史联系的突变。《文心雕龙》中有一篇文章叫《通变》，提出“望今制奇，参古变法”，也就是在参照前人的基础之上讲创新变化，在立足当今的前提下谈创造奇迹。都市文明的创造显然也要遵循这一规律来进行，它必须在尊重与保护前人创造文明的成果基础之上有所创新，而不是以破坏前代文明成果为代价。这样的教训古往今来太多了！这是我们今天彰显城市精神时尤其要注意的。
今天，我们倡导的北京精神，以包容、厚德为胸怀和品质，这与传统文化精华是一脉相承的。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以德治与法治的结合作为前提，并且上升到精神境界的维度，作为管理的理念。孔子说，“德不孤，必有邻”，“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也就是说，以德施政，好比北斗星居中心而众星围绕着它而旋转一般。孟子曾说过一段很有名的话：“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孟子强调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城池兵革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是人的因素，而人的因素体现为人际关系的和谐与团结，它是道德养成的结果。孔子的学生有子说过：“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我们今天言必称和谐社会，其实是与这种精神密切相关的。这种仁厚德行与宽阔胸怀，也见之于儒道精神的结晶《周易》这本书中，它以乾坤两卦分别代表天地的配合，成就阴阳和谐；它从宇宙天地推广到人类世界。如果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代表的是创榛辟莽的开拓创新精神，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则是与这种创新精神互补的厚重的人文底蕴。
我们不能设想，没有一种厚重的道德精神与人文底蕴的支持，这样的创新会取得成功，它至多只能成为行险侥幸的试验，是不可能获得可持续发展动力的。但是，富有生命力的“都市精神”，尤其是作为首都的精神，其最主要的内核便是厚德，以及作为这种厚德体现的包容胸怀与海纳百川的器度。因此，透过中国传统文化观察北京精神的底蕴，可以温故而知新，从而增强我们对于北京精神的认同与建设。
(作者袁济喜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