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素园，安徽霍丘人，生于一九零二年六月十八日，逝于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生前系未名社主要成员，译有果戈理中篇小说《外套》、俄罗斯短篇小说集《最后的光芒》、北欧诗歌小品集《黄花集》等，他的英年早逝，为中国文化界留下一段遗憾。
在韦素园的墓记上，鲁迅写道：“宏才远志，厄于短年。文苑失英，明者永悼。”[1]也许短短几行文字还不足以表达先生心中的惋惜之情，于是在一九三四年十月上海的《文学》月刊第三卷第四号上鲁迅又专门撰文纪念，以排忧思。也正因为有了这些散着愁怅情绪的文章，我们今天才能于脑海中形成一个依然有些模糊的韦素园的形象。
鲁迅与韦素园相见得缘于翻译，当时鲁迅正编印两套小丛书：《乌合丛书》和《未名丛刊》，前者专收创作，后者专收翻译，二者都由北新书局出版。然而时风偏爱创作不喜翻译，所以《未名丛刊》显得格外冷落，偏偏韦素园愿做这寂寞之事，希望把国外文学介绍到中国来。于是李霁野将韦素园推荐给鲁迅，哪想到这个韦素园“野心”大得很，他居然一接此任就私下和李小峰商量要把《未名丛刊》从北新书局移出，自己组织一批人马建社单干。此事最后竟也成了，于是社名就袭了丛刊的名字，称为“未名社”。
在鲁迅最初的记忆里，未名社不过是破寨中一间窄窄的陋室，而韦素园则是“一个瘦小，精明，正经的青年，窗前的几排破旧外国书，在证明他穷着也还是钉往着文学。”[2]与未名社其他成员一样，他也是“笑影少”，所以往往给人留下很难交往的坏印象。当然，认真做事的人笑容总是少的，加之活在一个百忧并至的时代里，有志气青年总会多些火气，况且韦素园走得也太早，远没有活到应当豁达些的年龄。
笑影少，不讨人喜欢还是小事，关键韦素园还有个致命的缺陷：“他太认真；虽然似乎沉静，然而他激烈。”故而“一认真，便容易趋于激烈，发扬则送掉自己的命，沉静着，又啮碎了自己的心。”[3]一九二五年八月因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闹学潮，北洋政府下令停办该校，易名为北京女子学院师范部，九月新校长林素园带着军警走马上任，韦素园对此厌恶之极，甚至在给鲁迅的信上，“有好一晌竟憎恶‘素园’两字而不用，改称为‘漱园’。”[4]在社内他又因压了向培良的稿子与高长虹吵得不可开交，此事在阅历丰富的鲁迅眼里未免有些太激动了，因为“虽是小小的文学团体罢，每当光景艰难时，内部是一定有人起来捣乱的，这也并不希罕。”[5]然而韦素园却很认真，不但写信给鲁迅详述原委，还作文登在杂志上剖白。想到这份“愚”来，鲁迅不禁会长叹一声，“他只是一个文人，又生着病，却这么拚命的对付着内忧外患，又怎么能够持久呢。”[6]
果不其然，扛着如此多的忧患，人很快就垮了，只留下一些作为先驱的译作。因为他既非天才，也非豪杰，同时也不会大模大样地装扮成天才、豪杰，更不会标榜自己为大家，所以“活的时候，既不过在默默中生存，死了之后，当然也只好在默默中泯没。”[7]然而，他一生却贯彻了未名社成员之根本精神，这精神并非什么雄心和大志，只是愿意切实、点滴地做些实事，为中国文学发展、自新尽一份力量。尤如一个普通的铺路人，虽然不如工程师那般高瞻远瞩，却专心挥锤砸石，于路的每寸延伸处洒下辛勤汗水。如鲁迅所评，韦素园虽“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他不入于观赏者的眼中，只有建筑者和栽植者，决不会将他置之度外。”[8]他本性属于未有天才之前的泥土，用来铺成长道，等未来的天才踩着他们，登堂入室。
常人眼里，天才须有天赋，而作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人皆可为，然而真要做起泥土来却也绝非易事。要把人身上的“土性”变成泥，就得和上水，而水之性“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所谓“上善若水”。[9]因此一个人“做（泥）土要扩大了精神，就是收纳新潮，脱离旧套，能够容纳，了解那将来产生的天才；又要不怕做小事业，就是能创作的自然是创作，否则翻译，介绍，欣赏，读，看，消闲都可以。”[10]
再者做“泥土”除了要求一个人具有不求闻达、默默奉献的精神外，也须大环境为人们营造些安定、平和之境，消解掉急不可耐的功利气氛。如若世风急躁，便有可能蒸干人身上的“水性”，把那份“土性”烤得越来越燥，越来越轻，最后飘飘然飞起来，成为一粒尘埃。如果一国人心都是如此，那么整个社会就如积着厚厚尘埃的田野，任何一阵轻风拂过，都能令满原尘土飞扬、迷人眼目。尤其大片尘土旋起之时，野马飘风，气象壮观，不明底细者怕会猜烟尘后面藏有何等庞然大物，其实不过阵风罢了。若无这尘土，阵风吹过，本可以清人心脾，令人抖擞，可现在却迷了人的眼，脏了人的脸，吸到肺里伤了人的身体。
由此说来，韦素园实为不幸，那个时代的中国早失了古唐的壮健、从容，甚至“同治中兴”时那点残剩的沾沾自喜都消散无迹。时运不济，民情低靡，谈何大国风度！社会上下，唱响一出戏，踢进一粒球，下赢一盘棋，赚上一点钱……再加上一句洋人的夸奖（大抵也是礼貌性的），便足以引来掌声一片，让人沸沸扬扬地兴奋好一阵子。每件小事都被吹得神乎其神，仿佛民族振兴就得靠这些东西。象韦素园般主动“打湿”了自己，沉在路面上的“泥土”并不多见，甚至做“泥土”还要付出比寂寞自守更大的代价。当时未名社被军阀忽封忽启，里面的社员忽捕忽放，鲁迅都搞不懂“这是怎么的一个玩意。”[11]而未名社的正常工作也引不起人们的支持，经济屡陷困境，最终勉强支持亦不可能，只好无形解体。一群优秀的青年，欲默做实事而不得，反而飞扬的尘土风光八面，引人眼目，也难怪好激动又疾病缠身的韦素园会悲愤难平、抑郁而去了。
鲁迅痛惜韦素园的早逝，多年来他亲眼看着许多甘愿牺牲的民族健儿真就被那黑暗的长夜、躁动的世风给冷酷无情地吞噬掉！死在枪管下的，还能唤起几个人的觉醒；死在一片争名夺利的喧嚣下的，则被人忘记、忽视，甚至被人嘲笑为不通事务，活该倒霉！鲁迅断言：“这样的风气的民众是灰尘，不是泥土，在他这里长不出好花和乔木来。”[12]
韦素园君逝世至今，七十四年过去了，现在哪个书店里也找不到他译的《外套》，然而若没有他，没有未名社里那一批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可能也就没有中国文学的今天，虽然要具体数出他们到底做出了哪些了不起的功绩，却真又有些说不清楚。今天重新捧读鲁迅纪念韦素园的文章，追念斯人，有种说不出的亲切，也引起一阵阵伤怀。只愿眼眶中的泪水能打湿我们不安的心，让我们平静地去做未有天才之前路面上一片实在的泥土。
注释：
[1] [2][3][4][5][6][7][8][11]鲁迅：《且介亭杂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6月第2版，第56页，第58页，第58-59页，第59页，第59页，第59页，第61页，第62页，第60页。
[9]《老子本原》黄瑞云 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6月第1版，第10页。
[10] [12]鲁迅：《坟》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7月第1版，第162页，第161页。
作者：曹瑞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