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人送来一些鲜牛蒡,据说是极有益健康的好东西,可惜不知道怎么吃。好办,上网一查,说是不易烂,醋烹比较好。立刻依法炮制,加醋爆炒。出锅后一尝,不像是在吃牛蒡倒像是在嚼牛筋。只好再求教专业人士,人家笑说,醋烹不假,不过不是爆炒,是高压锅煮的时候加点醋,更容易烂。原来如此。
对物质食粮的追求受挫,愤懑之余,只好转向精神食粮方面寻求慰藉,顺手抄起一本自称是《论语》的个性解读的书看了起来,一看之下,不由哑然失笑,其歪解经典的程度,正恰似前面的醋烹牛蒡,基本上是焚琴煮鹤——糟蹋两样好东西。
看来,不单牛蒡怎么吃需要研究,经典怎么读,更需慎重。
关于经典是什么,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一书里有很精妙的论述:“经典作品是一些产生某种特殊影响的书,它们要么本身以难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中。经典帮助我们理解我们是谁和我们所到达的位置。”卡尔维诺的话可以理解为,经典是绘制我们文化基因图谱的基础元素,很多时候,你读或不读,它的影响都是无处不在的。比如一个从未读过《论语》的人,也肯定用过或听说过出自《论语》的某句成语。
卡尔维诺基本解决了为什么读经典的问题。接下来便是怎么读的问题。
读一部经典作品,我以为第一原则是读第一手文本,而尽量避免翻译、二手书目、评论和其他解释。所有读书的人都牢记这样一个理念:任何一本讨论另一本书的书,所说的都永远比不上被讨论的书。
然而事实总是这样,在一部经典作品的周围,总是围绕着译介、导言、解读、评论甚至是研究专著这样的烟幕和尘云。一位天才作者生前创作的可能养不活自己的佳作,身后却给无数庸人以谋生的机会,数以万计的“某某研究会”由此诞生,汗牛充栋的研究专著得以出版。最终,烟幕会散尽,尘云被抖掉,经典还是经典本身。
我这样说,并不是完全反对解读经典。一部经典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它具有最大的开放性和再生性,激发阅读者的想象,和阅读者的文化内存发生化学反应,产生新的文化化合物,这一点,我从不怀疑。就拿我们最熟悉的《红楼梦》来说,鲁迅先生说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就如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莱特,而焦大偏偏不爱林妹妹一样,经典本身的开放性和再生性决定了经典解读的多样性。
但是,经典的解读也是有底线的,就如同醋烹的牛蒡不能入口一样,歪解的经典也同样令人不忍卒读。
还是举古典文学的例子。李商隐的诗,尤其是无题诗,大概称得上是朦胧诗的鼻祖,最难索解,于是有人叹道:“诗家总爱西昆好,只恨无人做郑笺。”话音没落,就有一群人冲上来要给李诗作笺注。最著名的《锦瑟》一诗,自宋以降,迄今不歇,多少学子殚精竭虑终无所获,几许雅士穷经极典不知所云,计有情诗说、悼亡说、自伤身世说、咏瑟说、令狐恩怨说、感国祚兴衰说……约十几种解读方式。哪一种比较靠谱呢?真不好意思,我觉得最靠谱的解释反而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张中行在《负喧琐话》里的解释:“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一晃年已半百,回首当年,一言难尽；“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曾经有梦想,曾经害相思；“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可是梦想和思情都破灭,所得只是眼泪和迷惘哪；“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现在回想,旧情难忘,只是一切都如隔世了。
瞧,解得简淡有味,又能自圆其说,不失为一家之言。相反,感国祚兴衰说或令狐恩怨说就令人觉得穿凿附会得厉害。
再比如,读《红楼梦》,你看见鲁迅先后所说的任意一种都不要紧,只要作品里有。最可怕的是索引派,把每一点蛛丝马迹都与作者的身世生活对应起来,此种解读方式就近乎可笑了,这既是低估作者的想象力,又是侮辱读者的智商了。
当然,穿凿附会还不是最厉害的歪解,最厉害的大概是驴唇不对马嘴,就比如我们传唱一时的那首《三套车》里面有一句大家一直唱作“那可怜的老马,可恨那财主要把它抢了去”,其实,老马应是姑娘,在俄语里,都用阴性的她,二把刀的译介者就把姑娘变成了老马。
经典解读的底线,我想套用古文翻译的准则,谓之信、达、雅。信是要真实,不可歪解；达是要准确,不可超越经典本身的局限性,不论这个局限性是由作者还是时代产生的；至于雅,则不见得是文雅,而是要保持原作的风味,比如《论语》解出了二人转、顺口溜的味道,怎么也是不通的。（李海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