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但如果遇到“春秋无义战”的局面呢？
刘：从文明进程的脉络来看，“春秋无义战”这句话，最好能跟另一句话联读：“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正是这样的必要平衡感告诉我们，即使发现身前并无一个公平正义的过去，也不能放弃对于身后那个公平正义的将来的憧憬，否则一旦抽掉了基本的、用来安身立命的预期，人类社会就终将土崩瓦解。这就意味着，即使面对着民族国家之间的无理纷争，对于国际政治领域的马基雅维里主义，仍然要有理性的限制。就算在道义立场和现实政治之间，有时候迫不得已地进行了权变，一位负责的政治家的立足重心，也仍应落在道义一边；也就是说，即使在特定时空中针对特定事件，被迫采取了某种程度的马基雅维里手段，这种短期策略也必须起始于和复归于更高层面的道义目标。
记：经常听到这样的论调，认为在国际政治领域，所谓道德不过是弱者的武器。你对此怎么看？
刘：其实这种说法本身就露出了马脚——如果你还只把道德看作弱者的武器，那正好说明你还只有小国心态，相反，只有当你把道德看作强者的自制时，那才是泱泱大国的神情。
记：这又是一种意义上的“小大之辨”了，愿闻其详。
刘：中文里的“大”这个字，原本既可以代表一种物质体量，也可以代表一种精神状态。你看中国古代的冠礼，就是在提醒一个行将走入社会、马上就应具有独立人格的成员，他打这以后就算是长“大”了，所以他从今往后的行为举止，要更像个大“人”的样子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大国”的这个“大”字，若从深层语义而言，其本身就有可能成为一种道义上的约束。也就是说，这个“大国”既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用来管制和压迫别人的概念，也可以被理解为一个规范和约束自己的概念。而只有成为后者，就一个国家主体而言，才会有道义的力量，才会得道多助，真正遇到事情的时候，也才能不怒自威。
记：中国古人所谓“王道”和“霸道”的区分，说的也是同一种道理吧？
刘：正是如此！这正是那些鼓吹“大国”的言论，往往容易招致反感的原因。既然这个“大国”的说法，既可以是个狭隘的民族主义概念，也可以是个普适的世界主义概念，那么就不禁要反问：在民族国家这种社会组织形式普遍受到质疑的今天，仅仅标举出“大国”二字，而抽掉了这一概念的确定内涵，这种做法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究竟是福是祸？
想当年，当中华世界被迫从一个文明转变为一个民族国家时，它的自我期许其实是由大变小了，这也就迫使那些深受儒家天下意识滋养的士大夫，不得不强让自己的心智跟着狭隘化。幸而，在当今这个时代，人们再提到“大国”二字，并不意味着就一准是大民族国家了——后者只不过是一种产生于近代欧洲的很有局限性的社会组织形式，在它的框架之下，人们尽管可以得到相应的庇护，但其心智也会被挤压成有限的存在。
记：我有点弄懂你刚才讲“没有做好准备”是什么意思了，看来我们是先要想清大国之“大”，究竟意味着什么，然后才有资格成为大国。
刘：针对这一点，还可以继续发挥出两层意思。先从外部世界看，如果你这个“大国”的概念里，充满了狂傲简慢，觉得终于轮到你这部分人群，转过头来又看不起另一部分人群了，那么，这种冤冤相报的态度，对于全世界都将是一场新的灾难。像这样的狭隘的“大国”，我们要它何益？但反过来，如果你这个“大国”概念里，充满了自省和自制，就像觉得小孩子还可以荒唐，而大人就一定要负责任一样，那么，这就可以是一个道义的概念；而如果你基于这样的道义立场，去同等地处理全人类的问题，就会意味着普遍的人类福祉。
记：听你的话音，继续发挥的另一层意思，应当是针对内部世界了吧？
刘：是的。在当今这个世界，我们说大国自应有大国之道，还因为要是一个国家的幅员没那么辽阔，或许尚且无需接受那么多民族能否融合的考验。由此，我们就须臾不可忘记，一个巨大的国家，首先并非意味着如何幸运，而是意味着更加严峻的挑战。而应对和化解这种挑战的唯一方法，又绝不是任何形式或程度的马基雅维里主义，而是建基在道义之上的内部认同。否则，如果像当年的苏联那样，净顾着在国际上跟美国争霸，而忘记处理好国内的认同问题，那么迟早会被一肚子石子给撑破肚皮的。以前有句老话——“万国之上犹有人类在”，讲得真好！而现在，应当给它配一个上句——“民族之上犹有国族在”！这样一种国族认同的建立，乃是一个国家能否长治久安的关键，而这样一种认同本身，又必须基于坚实的道义基础。
建设大国的路线图
记：应对“大国”这一命题提出的挑战，就需要克服前边提到的那种种失衡，弥补从中看到的尚存差距，尤其是道义方面的关键缺失。那么在你看来，在中国已经实现的高速(尽管也颇有脆弱的嫌疑)增长的基础上，什么才是最平稳的过渡方式？
刘：这也正是我日思夜想的问题！不要看我以“大国”的苛刻标准，提出了那么多尖锐的对比，但反过来说，其实就连那些看似险要的鸿沟，也都可被看成是改革开放的成果，否则中国就未曾发展就没有希望了，甚至就连这点对于未来的悬念都不存在了。正因为这样，为了捍卫和继承改革开放，我们自然会想到，既要努力保住现有的成果，又要进一步发展这种成果，所以必须找到一种最平稳的过渡方式。
我常常想，也许“预支未来”可以算是一种巧妙的政治智慧。你想，政治改革的阻力，无非是来自各种利益集团，而如果把改革的承诺推向未来，就不会触动现实的利益集团，从而也就不会有人为了到他孙子那一代才有可能出现的利益，来进行明里暗里的杯葛阻挠，否则反而暴露出自己的狭隘。另一方面，再回顾一下当年孙中山提出的“军政—训政—宪政”的路线图，竟又不难发现，这种“预支未来”的做法，并不意味着一张空头支票，相反倒会在下一代的公民文化中，熏陶出一种普遍的预期与认同，从而使得想要挑战这种游戏规则的企图，逐渐变得代价太大而不再成为现实选项。这样一来，就会为未来的政治文化，留下实实在在的调适空间。
记：究竟怎么落实这种“预支未来”的智慧呢？
刘：我们方才列举的种种小大之辨，都是发展过程中的欠账，也都可以理解为继续发展的方向。如果你承认这些尖锐对比的存在，如果你想要改善这种现状，从而使我国成为更加名符其实的大国，那么，你就没有理由反对，至少到你儿子或孙子那一代，中国应当填平那些很可能成为可怕陷阱的鸿沟。
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从方法论上认识到，如果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一时还看不清楚，也由于看得太清反而容易动员反对力量，所以还可以简单地利用经验主义的原则，去杀出一条血路，那么，到了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光有经验主义的试错方法，已经是远远不够了，而一定要有对于未来的理性规划。上次我就“文理分科”问题接受贵报访谈时，就曾旗帜鲜明地提出：“改革，哪怕就一小步，也是需要远见的！”现在，我要再次重申这一主张，而且是针对更加宏大的课题。
记：这一点应当是可以得到认同的。
刘：如果能够就此取得共识，就让我们接着再思考一下：为什么自然科学家们能制定出2050年前的科学发展规划图，并且得到国家的批准，而中国的社会科学家们，就不能同样制订出2050年前的社会发展路线图？比如，既然自然科学家们能够作出承诺，中国人到2030年可以登上月球，到2050年可以登上火星，我们的社会科学家们，为什么就不能对那两个整数年份，作出相应的承诺？尽管这样的路线图，难免会有一点空洞，甚至难免会有一点空想，而且它将来随着时局的推移，也一定会不断地调整修正，但是，正是这样一种明确的规划，可以在我们面对大国vs小国的种种对比时，以对于未来的慷慨承诺，来填补和缓解那些尖锐的悬念。
进一步说，所谓“预支未来”的奥妙，不仅意味着对“未来”的筹划，而且意味着为当下的“预支”。也就是说，它可以用平滑推进改革的缓进技巧，把未来的前景巧妙地“预支”给现在，并使之为其所用。这种对于未来的庄重承诺，只要能够缓解尖锐的悬念，自会使原本有可能激化的社会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缓和，而且，随着阶段性目标的日益临近，它也的确会被逐渐地化解。由此一来，社会氛围自会变得一天天祥和起来。
同样的道理，这种“预支未来”的发展路线图，也会使中国与世界的艰难接轨，变得平缓简易许多。到底中国将会成为什么样的大国？这是全世界都在焦虑的问题。而一旦中国自己，以发展路线图的形式，给出了让人放心的答案，自当大大释放国际社会的心结，缓解他们对于不确定前景的疑虑。可以想象，这样一种主动的澄清，也将使我国在今后的国际交往中，获得更大的主动性和感召力，从而减少很多不必要的摩擦与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