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随着文学的边缘化，许多人朝文学投过去的目光也变得越来越势利起来；而随着人们对文学的越来越挑剔，“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便是对与文学相邻的一些行业，某些人同样报之以鄙夷。
最近，笔者在《文艺报》上读到一篇署名为郭宝亮的作者写的文章《批评是一种有思想的生产》，文中对一段时期以来的批评文章极尽讽刺和挖苦，尤其对酷评类的文章，进行了几乎是彻底的否定。这种以偏概全式的结论，很是令人不以为然。
郭先生在文中对目前的批评文风进行了言简意赅的总结：“批评文风的恶劣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无原则的捧派批评，二是居高临下的骂派批评，这两种批评尽管存在着很多的不同，但在实质上却有着惊人的一致，就是都在装腔作势。”这些话应该说是掷地有声的。接着，郭先生笔锋一转，把更多的不满发向酷评：“再说骂派批评，它们被冠之于‘酷评’。所谓酷评，往往出语惊人，如泼妇骂街，尖酸刻薄、恶语相向，这样的批评往往不是与人为善而是与人为敌，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言冷语，不是摆事实讲道理而是玩弄语言游戏，有的甚至演变成了人身攻击。这种‘酷评’的真诚性令人生疑，是否是借机炒作，以达到贬低别人抬高自己的目的也未可知。由此可见，‘酷评’倒是一条迅速成名的终南捷径。”我不得不说，郭先生这些话说得有失风度。其实，所谓酷评，就是针对某篇作品或者某种文化现象所写的入木三分、毫不留情的批评文章，此类文章尽管在各个时代都曾有过，但并未形成气候，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较多涌现之时，便被别有用心之人贬为“酷评”。而恰恰因为酷评的大量出现，才能够引导读者较为客观地去评价作品，同时也能够让作家冷静地看到自己作品的瑕疵，从而去扬长避短。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许多人写评论文章，总是无原则地大唱赞歌，你好我好大家好，一派“祥和”。这样的评论文章，误导了读者，助长了作家的虚浮心态，玷污了文学事业的神圣。而酷评却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以犀利的语言、独特的角度、锐利的思想，把最真实的文本信息传达给作家和读者。其实，就连郭先生也讨厌那些“说一些好话、套话、官话、不疼不痒的话，总而言之是废话”的评论文章，认为“批评家对作家作品的理解，熔铸了自我的生命体验、人生阅历，甚至还有学识修养，因而他的解读和批评，就必然是具有新的生长点的创造性解读。一个优秀的批评家，他的批评不仅能够搔到作家的痒处，而且还能够触到作家的痛处、能够揭示作家未意识到的潜意识结构”，认为批评不应该只是一种谋生的手段，而应该是一种有思想的生产，“有思想的批评是一种独立思考的产物，它拒绝人云亦云的时尚，有思想的批评是一种立场、一种价值、一种品质的坚守……当然，有思想的批评首先应该是一种深入当下的批评，以独立的立场和反思的眼光介入当下，不断发出自己的声音，这种有思想的声音，不一定是凌虚高蹈的‘终极关怀’、本质主义之类的不及物的东西，它应该是我们当下的实实在在的历史文化的回声。”
而酷评的实质，就正是郭先生所希望读到的、所寻找的“有思想的生产”。
这就让人不明白了：郭先生在埋怨着目前批评文章的 “无原则、装腔作势、不疼不痒”、呼吁着批评文章应该“独立思考，触到作家的痛处，不断发出自己的声音”的同时，却又在读到真正的批评文章——酷评——时，大加鞭笞，厌而恶之。这不是典型的言不由衷吗？这不是典型的叶公好龙吗？是的，我们不否认，有些酷评文章为了追求独特而出语惊人、有些酷评文章为了追求深刻而涉及少许的人身攻击了，可我们又怎么能因为有这样的酷评文章就轻率、断然地否定所有的酷评文章呢？我们能因为某人曾经犯过错误而抹杀他的全部吗？我们能因为太阳也有黑洞而拒绝阳光的照耀吗？还有，我不知道郭先生为什么会认为在酷评中明确指出某人的缺憾就是在借机炒作、就是在借贬低别人而抬高自己。“知无不言，言者无罪”，白纸黑字写在那里，就是想贬低别人也要找到能够 “贬低”的理由呀！
赞歌是悦耳的，然而，赞歌听久了，我们也会在悦耳中陶醉；批评是逆耳，然而，诚挚之言多逆耳，我们会在批评中检点自己的行为、调整自己的脚步。由此，无论是对于文学的今天而言，还是对于文学的明天而言，我们都需要酷评，更需要有见地、敢言语的酷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