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首诗词看毛泽东的所谓“猴气”
○丁毅
“虎气”、“猴气”之说，源于毛泽东1966年7月8日的一封信：“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如何理解毛泽东自鉴的“猴气”？我们注意到，一些外国学者由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隔膜，难免作出带有偏见的理解。我国学者陈晋在其专著《毛泽东之魂》中把“猴气”与孙悟空联系起来论述，并以历史文献为依据，对所谓“猴气”作出了令人信服的概括说明。他认为“猴气”可以理解为毛泽东性格和思想方面的不满现状，崇尚创造；不拘成规，追求变动；不搬教条，注意灵活；不求刻板庄重，习惯洒脱机趣等。由此审视毛泽东诗词，其中有几首集中体现了所谓“猴气”。
毛泽东从13岁起就喜读《西游记》，且“年既老而不衰”。孙悟空那敢于藐视至尊玉皇大帝、大闹天宫、取经路上降魔除怪的英雄气概和大无畏精神始终感染着毛泽东。每逢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孙悟空的这种气概与精神就往往被释放出来，体现在毛泽东的诗文之中。
1935年10月，毛泽东在长征路上创作了《念奴娇·昆仑》一词。他在自注中说：“老百姓说，当年孙行者过此，都是火焰山，就是他借了芭蕉扇扇灭了火，所以变白了。”诗人想到孙悟空把山“变白”，却又走向另一极端——“搅得周天寒彻”，于是他发出奇想，“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而且分别“遗欧”、“赠美”、“还东国”，以达到实现“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目的，展现了毛泽东要完成的是反对帝国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宏伟蓝图。
1936年2月，毛泽东在东征路上所作的《沁园春·雪》一词，上阕是一组极具想象力的意象群，其中“欲与天公试比高”可谓画龙点睛之笔，这一句可能是受到孙悟空名号“齐天大圣”的启示，不过又进了一步，不是“齐天”而是与“天公”比高。这一句的深刻意蕴在下阕，借对五位帝王的评点而推崇当代的“风流人物”。五位帝王对中国的统一和发展都作过历史贡献，但他们代表的是封建制度，从根本上说是同人民群众对立的，最终成为历史的过客。而今天的“风流人物”——无产阶级——要创造崭新的社会制度，代表的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就高过历史上任何封建帝王。与谁比试高下呢？毛泽东后来曾说过，“玉皇大帝是很专制的，像蒋介石一样”；“蒋先生总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我不信邪，偏要出两个太阳给他看看”。这些都为“欲与天公试比高”作了最好的诠释。
1958年，毛泽东写了《七律二首·送瘟神》的组诗。当年这组诗发表时，人们普遍对第一首“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有点莫名其妙。后来作者在给周世钊的信中作了详细解释。原来“八万里”是指地球一昼夜自转速度，“巡天即谓我们这个太阳系（地球在内）每日每时在银河系里穿来穿去”。这些解释虽然让读者知道了写的是什么，但仍不知诗人何以如此去写。也许又是从孙悟空身上得到了启示。《西游记》中的孙悟空降伏妖魔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凭借个人之力；二是靠猪八戒、沙僧协助；三是到天上寻求神灵相助。毛泽东在这里借用的是第三种。当地上瘟神肆虐就连华佗也无可奈何时，于是到天上向出身劳动人民且成为神仙的牛郎询问办法，可牛郎也无良策，结果仍然是人民悲惨“鬼唱歌”。由于借鉴了孙悟空降魔方式，诗人就把深重的忧虑写得更形象具体了。
诗中“瘟神”不单指血吸虫病，也是喻指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形象及其带来的社会弊病。如何改变这种落后面貌，要靠社会主义建设；怎样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试图探索一条不同于苏联的道路。为此他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并认为找到了不同于苏联自上而下而是自下而上的方法，即群众运动的方式。组诗第二首则是对人民群众建设运动进行歌颂。当时曾有“向地球开战”的号召，毛泽东在诗里抒发了六亿人民战天斗地的豪情。这首诗本来写于盛夏，然而诗人笔下却是一片春天景象，所谓“春风杨柳万千条”。全国人民仿佛具有了孙悟空的“法性”，可以“应物随心”，做到“青山着意化为桥”。而“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也把社会主义建设运动中的六亿人民“孙悟空化”了，似乎具有了超自然的力量。这在当时一些民歌中也得到了反映，如《我来了》之类。《送瘟神》表现的主旨是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从中可以看出孙悟空的勇于斗争的大无畏精神对这种探索起到了鼓舞的作用。
1961年11月17日，毛泽东写了《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一诗。诗中孙悟空直接出场了：“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诗人笔下的孙悟空俨然成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战士了。当年的反修自有反对苏联霸权之意，这里就不多赘言了。
毛泽东自鉴个性中有“猴气”也有“虎气”，“虎气”“是为主”，如何理解“虎气”与“猴气”的兼备共存呢？在毛泽东看来，“虎气”是正视现实的障碍和困难勇于挑战的战斗精神状态，“猴气”则是对勇于挑战的战斗精神的灵动飞扬。“虎气”主要是体现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坚定性的一面，“猴气”则主要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灵活性的一面。
毛泽东的诗词在创作方法上倡导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而这五篇诗词显然都是侧重表现出了革命浪漫主义的色彩。一些研究者在谈到毛泽东诗词中浪漫主义特色的形成时，往往只是与毛泽东喜读唐代“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联系起来考虑，这是不够的。“三李”对毛泽东诗词创作影响主要是在浪漫主义手法的借鉴上，而孙悟空身上体现的敢于向阻碍前进、反对进步的最高权威挑战、勇于拼搏、一往无前的斗争精神，则影响到毛泽东的正气凛然的坚毅性格的形成，也成为毛泽东诗词不同于历史上任何浪漫主义诗歌的基础。
〔作者：丁毅，黑龙江大学伊春分校教授，黑龙江伊春153000 《党的文献》杂志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