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金瓶梅》，无非“财”、“色”二字。细说起来，“财”又在先，没有金钱，情欲难张。实际上，西门庆那种被高度夸张又反复渲染的性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应该理解为金钱力量的象征：资本没有正当的途径表达自己，便转化为肆滥的纵欲。
贵族或者说士大夫也不能不爱财，但他们为了保持优雅而诗意的姿态，需要对此等“俗物”表现出淡漠。西晋大名士王衍“口不言钱”，老婆拿钱串子堆在床四周让他起不了身，他还是说：“举却阿堵物”！
作为市井商人的西门庆决不会那般矫饰，他对钱的热爱，直接从心底里流溢到每一寸肌肤。有一回有人拿了四个金锭偿还债款的利息，西门庆抱着它直奔李瓶儿房中，拿给未满周岁的宝贝儿子官哥儿抓弄。那样的满心欢喜、情真意切，足以使人感动吧。
西门庆同金钱有深厚的感情，他理解它的性格：“兀那东西是好动不喜静的，曾肯埋没在一处？也是天生应人用的，一个人堆积，就有一个人缺少了。因此积下财宝，极有罪的。”金钱的价值体现于消费，体现于流通，体现于增值。你不去使用它，不仅对自己不利，而且对他人也不利，所以“极有罪”。这跟地主老财喜欢把金银藏在罐子里埋在地底下，态度大不一样。
这里牵涉到一种经济学理论。18世纪初英国一位经济学家曼德维尔曾写过一本《蜜蜂的寓言》，说在一个蜂国里，每个蜜蜂都爱享乐，奢华消费，蜂国却非常繁荣；后来蜂国居民在道德上自责起来，在神的帮助下过起节俭的生活，终了蜂国却走向败落和荒凉。他的意思是，是消费而非节俭带来了繁荣。
差不多同时，清朝的袁枚在相似的意义上说到了这个道理：“古之圣贤，求贫民之富；今之有司，求富民之贫。不知富民者，贫民之母也。”（《与吴令某论罚锾书》）他的意思指在富民的消费中，贫者得到了谋生的机会。当然，我们没有必要特别赞美西门庆之流对享乐生活的追求，不过他的态度体现着历史的变化也确是事实。
金钱给了西门庆极为豪迈的气概。第五十七回中，大老婆吴月娘劝说他要“发起善念，广结良缘”，少干几桩“没搭煞贪财好色的事体”，西门庆大不以为然，一面解说“今生偷情的、苟合的，都是前生分定，姻缘簿上注名”，一面宣称：“咱闻那佛祖西天，也止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常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
这真是有钱人张狂的宣言。他的自信来自于什么地方呢？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金钱能够销蚀一切政治秩序和道德规范，人们相信没有钱办不到的事情；而神佛世界说到底是现实世界的投影，以人情推之，佛祖阴司固然宝相庄严，却又岂能枯淡无味地过日子！无非是闹多大的祸赔多大的银子罢了。这和《西游记》里写到如来赞许他的门徒向唐僧索讨取经的好处费，都反映了明代社会物欲横流之下，一切庄严事物无处存身的现状。
但若要说西门庆除了钱什么都不顾，却又不是。他花钱弄了个副提刑官，却很瞧不起担任正职的夏提刑。因为姓夏的家里没什么底子，贪起财来毫无尺寸，“有事不问青水皂白，得了钱在手里，就放了，成什么道理！”以西门庆的看法，做了官，“掌着这刑条，还放些体面才好”。他不是不贪贿枉法，但一则小钱是不拿的，二则做什么事情要讲究个面子上的好看。
前次我曾说到明代中期以后，出现“官商一体化”的现象。常常是一个富贵家庭中，有人做官，有人经商，互相支持。通常家道殷实之人，在官场上多少能保持点身段，不至为小利而失去腔调。就这一点“体面”上的讲求，多少还留下点忌讳，成为官场最后一抹光彩。
（骆玉明：复旦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教授、博导，兼任《辞海》编委、古代文学分科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