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没有培训、没有社保、没有劳动保护的经济增长是难以为继的,是不能实现科学发展的。作为生产要素之一的劳动力,必须同另一个生产要素即科学技术结合起来,才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增长,推动产业升级。在西方经济学界,亚当﹒斯密、劳卡特、穆勒、舒马赫等人一以贯之的理论,就是强调最有价值的资本是对人的投资,认为教育是帮助穷人的最好方式。
再次,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社会学家陆学艺认为,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在于社会阶层结构合理,即社会阶层结构由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中间阶层占据人口的大多数。笔者认为,中间阶层的壮大,不能依靠人口的自然增长来实现,也不是靠高层的下向流动来实现。中间阶层发展的动力,中间阶层壮大的来源,正是数量庞大的、最基层的农民工。而农民工只有发挥主动性,在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完成专业化、知识化的转变,才能实现向上流动进入中间阶层。
值得注意的是,一个人的学习能力,假如在涉世之初的三五年内未能得到充分发展,则必将渐趋弱化,十年之后这个人的整体素质将全部固化定型。也就是说,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农民工,要改变自己的文化素质,最佳时间在于三五年之内,最多时间在于十年之内,错过这段时间,要学习,要改变,就很难了。
因此,笔者认为,教育培训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必经之途,当务之急是建立由政府、企业、社会相联系的培训教育体系,加强对农民工技能培训、引导性培训和学历教育,促进农民工以工促学,以学促工,知行合一,科学发展。
与民同乐: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
中国的儒家,不仅是一种思想理论,一种行为规范,也是一种世俗化的生活方式。儒家祟尚修身,注重人的内在精神的培育,讲究"宁静以致远"。孔子虽然认为"君子不重,则不威",但他并不是一个苦行僧,他也会因欣赏音乐而"三月不知肉味"。在《礼记·乐记》一文中,他更将礼乐教育上升到治国之策的理论高度。儒家哲学中的忧患精神,也带有"与民同乐"的意味,北宋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古代读书人和为官者的一个价值取向。
在现代社会,人们对休闲娱乐的需求更高了,人们的文化生活也更丰富了,黄金周、出国游、充电学习、读书看报、上网,是普通市民最平常的生活方式和休闲方式。相比之下,作为最基层的、数量庞大的农民工,其精神文化生活则是非常单调机械的,"上班、吃饭、睡觉"是他们的生活模式。
这样的生活具有很大的危险和隐患,因为一个人的能力体现在工作上,一个人的品位体现在生活方式上,一个人的变质与失控不是在"八小时之内",而是在"八小时之外"。诸多案例证明,农民工失足、走错路、违法乱纪的直接原因,都是由于精神生活单调,生活无聊与空虚造成的。
